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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平法学院的学生，美丽热情，喜欢交际。与白杨一起拍过无声电影《故宫新怨》。当时白杨担任一个小角色，而刘莉影却担任主角，三十年代小有名气。她思想进步，曾演过不少进步电影，如《马路天使》、《生死同心》等等，当时与宋之的同居。

刘莉影原籍东北，对东北特别有感情，聊天时，总是离不开“九一八”事变的话题。她痛骂国民政府对日本唯唯诺诺，没有骨气。她向母亲介绍了苏联，特别是苏联妇女的生活情况，还讲了“九一八”后东北人民的感受。同时也嘲讽身边那些对东北沦亡漠不关心，只顾自己读书的书呆子。

邸力与母亲同岁，内蒙古土默特右旗人，1932年在北平参加了左翼戏剧联盟，年仅18岁。以后一直在北平、天津、上海从事左翼文化工作。1938年赴延安鲁艺戏剧系学习，毕业后去八路军120师战斗剧社工作。

在这次聚会上，母亲还认识了陆万美，著名女作家陆晶清的弟弟。他大母亲4岁，生于昆明，因患小儿麻痹后遗症，一只脚微跛。陆万美刻苦学习，1929年考入北平中法大学。1931年冬，继女作家石评梅之后主编《世界日报》的副刊《蔷薇周刊》，受到左翼进步人士的好评。陆万美还联合许晴等在《蔷薇周刊》上提出了“活路文学”的口号，齐集了一大批不满现实，寻求出路的青年。

1932年春，陆万美参加了“北平左联”，并担任北平左联常委等职。1932年11月，鲁迅来到北平，在五所大学做了著名的“北平五讲”。陆万美受组织委托参加了欢迎鲁迅的宴会和内部会议，并和鲁迅有过两次秘密会谈。

因陆万美积极从事，曾两次被捕入狱。直到抗战全面爆发，国共再度合作，经周恩来多次交涉才得以获释。上海解放后，陆万美曾任上海军管会文艺处处长。1950年调云南，长期担任云南省文化局长、文联主席、党组书记等职。

5共产党员是好人2

母亲后来写的《青春之歌》中卢嘉川被捕的一些情节，就源自陆万美的经历。

还有宋之的，1932年即参加了中国左联北平分盟，任其机关刊物《戏剧新闻》主编，先后在上海、重庆、太原等地从事革命戏剧运动。解放后历任武汉军管会文艺处副处长、总政文化部文艺处处长、《解放军文艺》总编辑。可惜的是1956年英年早逝，年仅42岁。

这些青年多是外地人。大年三十，他们无家可归，聚在一起，免不了高谈阔论，抨击时弊。他们关心东北的沦丧，在小屋子里纵情高唱《松花江上》，凄婉的曲调，把大家唱得热泪纵横，母亲也哭了。

这都是一帮左倾青年，关心国家大事，对现实不满。他们在一起不是谈吃喝玩乐，穿著打扮，男女之事，文物古籍，赚钱之道，而是谈当前民族的危机，救国救民的道路，当局的反动腐败，共产党的主张如何正确……

他们说唱就唱，说哭就哭，说骂就骂，说笑就笑，手舞足蹈，充溢着青春朝气。让母亲受到了强烈的感染，耳目为之一新。

母亲觉得这些人与自己的丈夫完全不同，自己跟他们更谈得来。

玩了一个通宵，也聊了一个通宵。闲谈中，有人给母亲推荐了几本进步书籍。聚会后的第二天，陆万美就给母亲送去了一本《怎样研究马克思主义》。

与这帮人一接触，母亲就被他们迷住了。一个一个都那么有思想，有理想，忧国忧民，不畏强权，不怕坐牢，好像有一股清新的风，向母亲迎面吹来，搅乱了她的心绪。

与他们分手之后，再回到自己的家，母亲觉得冰冷阴暗。丈夫整天看线装书，不闻天下事。 “九一八”事变之后，爱国知识分子普遍感到了小日本儿的威胁，可他还那么专注于自己的学问，对时局安危毫不关心，名副其实的书虫。

母亲在家里贪婪地读着那些进步书籍……对共产党、共产主义、十月革命等等有了最初的感性认识。她找不到工作，穷困寂寞，渴望变革，很容易地就接受了这些革命道理。

在新朋友的介绍下，母亲还看了高尔基的《母亲》、法捷耶夫的《毁灭》和绥拉菲莫维支的《铁流》。她后来说：“这几本书对我影响最大并促使我走上了革命道路。”

许晴自认识母亲后，也很关心母亲。他那时在西单一家书店当经理。1933年春天，曾介绍母亲到这家书店当店员。许晴以这个书店为掩护，偷偷销售进步书籍。母亲一度很高兴。但不久许晴被捕，母亲在书店无法呆下去，又失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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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与共产党员马建民结合1

1936年这次去香河教书，母亲遇见了马建民，也就是我的父亲，她的入党介绍人。

当时母亲有一个同事，叫贾汇川，也在该校教书，与马建民认识。下面是母亲叙说她是怎样找着党的。

1936年前，我曾听贾汇川谈起过马建民，说马是个革命的青年。所以，在没有和马认识前，我心目中对马先就有了好感。1936年3月末，有一天，马突然到香河高小找贾汇川。他来后，贾即介绍我认识了马，并告诉我马是因为在北京有个同志被捕，为预防万一，他才到香河来躲避的。但具体是谁被捕，他们没有对我说。我对马非常同情，也非常愿意和他接近。马也是听了贾的介绍，对我很信任。他在香河住在贾的房间里，我课外时，常和他在一起谈话。印象中他鼓励我参加革命，并给我讲当时的政治形势，如蒋介石不抗日，共产党坚决抗日，红军已到了陕北等（我还记得有一个题目叫《中国能够战胜日本么？》），还教给我当时进步青年都喜欢学的拉丁化新文字。因为马建民积极热情地帮助我，所以我很高兴和他接近。且庆幸自己认识了一个革命同志。马当时并没有对我说他是共产党员，但我心目中却当然地认为他是共产党员。

那时马也没有讲过他自己的过去。直到1950年后，要写《青春之歌》，才向马了解了一些他过去的经历：他1926年12月即参加了共青团，在保定上中学时，先后两次被开除。在宛平田各庄搞地下工作时，常和同志在河边的苇子丛或坟地里开会。有一次，不知怎么回事，敌人得到消息要抓他，他就跑到一个学生家里躲了几天。这个学生和他母亲对他非常好，掩护他和帮助了他。

他于1930年2月转为中员。

在我和马建民经过一段时间来往后，他和贾都对我提出过这样一个要求，为了使马能够在香河栖身，不被敌人发现，他们叫我找张一真（张中行的哥哥，时任香河县教育局长），请他为马安排个小学教员的位置。我欣然答应，就对张一真说了，叫他帮助给马找个地方当教员。开始张一真不愿意，但我和张再三地说，叫他一定帮忙。大概张一真看在我和他弟弟的关系上，最后答应替马打听一下，找到了后，可以叫马去。后来，约4月初，张就把马介绍到香河河北屯教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