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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新中国成立了，环境好了，生活安定了，母亲在兴奋之余，还是郁郁寡欢。这除了病痛，其中很大原因是工作上的问题。

她在人民日报的一段期间，与顶头上司有些隔阂，所以特别想调离开。这位领导对她的病，不闻不问，把她看成可有可无的人，让母亲很压抑。

经多方奔走，母亲终于如愿以偿，离开了报社，调到北京市妇联。她觉得这样能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对创作也有好处。

谁知到市妇联上班后，只看了两天文件，头就疼得受不了。母亲只好到妇婴保健所找温泉中学的同学齐珍屏大夫看病。齐给母亲介绍了一位外国医生，仔细检查了一番后，说子宫没病，只有一点炎症，血压不高，头痛可能是眼睛的毛病引起的，建议她到同仁医院看眼。

母亲听后，非常高兴，如果真是眼睛的病，配副眼镜，就解除了缠绕自己多年的疾病，那真是太好了。

但配了眼镜之后，头痛依然如故。

其他的苦恼又随之而来。根据地12年的血与火的磨炼，长期与河北农村的大娘大婶们一个炕头生活和工作，使母亲从外貌到说话腔调，完全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有些土里土气。她平日戴着蓝帽子，穿着列宁服，讲话通俗，杂有河北雄县一带的口音，完全没有城里小知识分子的文绉绉。她与大家交往谦虚随和，平易近人，一点没架子。外人很难想到她是个1936年入党的老革命。

结果到妇联后，很多同事都把她当成了工农干部，以为她是乡下人，因而或多或少有些轻视她，不把她当回事，随便给她点工作干。她在日记中这么说：

1949年5月2日

……这些天来，我是痛苦而沉闷的。原因也许是我的地位观念。我觉得我工作了这多年，却和新参加工作的同志几乎同等的职务，使我很不高兴。加之又无固定业务，打杂式的飘来飘去，我怕这样进步更慢……因此，我心里常常被苦闷占据着。十几年来对工作第一次如此地情绪不高。

母亲对这样的待遇有些想法是很自然的。干什么都要有个先来后到，刚参加工作的怎么能与十多年前就参加革命的一样对待呢？论资排辈怎么也得讲一点。

她到市妇联时，正值初建阶段，领导工作比较忙乱，不那么细致。她参加革命十多年，却还和一些新分配去的大学生，干同样的工作。而过去的一些老战友，在其他单位都提拔了，自己却还是个小办事员，母亲嘴里没说，心里却有些失落。

当时市妇联在洋溢胡同，一栋三层小楼，所有工作人员都要求住在机关，周末才能回家。女儿小胖患了肺结核，母亲也不能回家照料，十分痛苦。

一次为件小事，市妇联的某领导对母亲大加喝斥，让母亲难以忘怀。事情的起因是，一位刚从香港回来的女同事，快要临产了，还住在集体宿舍。这位女同志有些担心，找到母亲问，如果分娩了怎么办？母亲安慰她说，你不用着急，共产党还能让你在大街上坐月子？

当母亲向妇联某领导反映这个女同志的担忧时，出乎意料，这位领导发了脾气，她脸涨得通红，瞪着母亲，拍着桌子喝道：杨沫！你说的是什么话？怎么这样没水平！我们妇联要求所有干部都住在单位是因为现在刚解放，工作繁忙，你是不是认为我们制定的规定不通人情，让人家在大街上坐月子？

母亲克制着怒火，没跟她争吵。事后她百思不解，自己说这句话有什么错？再加上这位领导比母亲年轻，参加革命的时间也比母亲晚得多，却如同主子训仆人似的厉声喝斥，让母亲的心情骤然恶劣起来。

工作不顺心，身体又不好。

年底，母亲因养病无法上班，正式辞掉了市妇联的工作，把组织关系转到了市委组织部，后又转到了北池子街道（当时住在马圈胡同12号，白杨买的院子）。她开始与街道家庭妇女、小贩、小手工业者、蹬三轮的一起过组织生活。

到了1951年，她身体依旧不见好转，日记中所记载的全都是这方面的内容。

痛苦出作品，大痛苦出大作品。《青春之歌》就是在这种近乎绝望的痛苦情绪中开始酝酿，开始写作的。

养病期间，在寂寞孤独的日子里，冀中十分区血与火的抗日生活，那不少牺牲的战友，时不时浮现在母亲的脑海。

8写《青春之歌》前夕2

老马的搭档，霸县县委书记高均；

卖豆腐的新城县县长杨铁；

把衣服片塞进喉咙，自戕殉国的三联县县长胡春航；

靠一根筷子结束生命的二联县组织部副部长谭杰；

送给自己一块怀表的区长王泰；

喜好文学的敌工部副部长李守正；

在敌人面前忠贞不屈的妇救会干部任霄；

多次陪自己下去工作的区委书记吕峰；

还有仓夷同志，从新加坡回来的华侨，《晋察冀日报》的战友，这小青年镶有两颗金牙。母亲在张家口怀抱小胖和徐然的照片及自己戴着军棉帽的单人照片都是他拍摄的，那天是1946年3月8日。5个月后的8月8日他在大同被敌人活活刺死，年仅24岁。

他给母亲拍下了有生以来最好的几张相片。

母亲暗下决心，要在自己的作品中，把这些烈士们的形象再现出来，永留人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