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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文元评：《青春之歌》和许多优秀的社会主义作品一样有一股强烈的鼓舞和教育力量……它鼓舞青年唾弃一切丑恶的个人主义打算，用共产党员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向前，向前，再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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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文革岁月3

郭开批：那种说《青春之歌》是学术问题，放在后期处理的论调是糊涂人的哲学。我们不能听。必须争朝夕马上干！过去几年没有批判，并不是群众不要求批判，而是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阎王爷陆定一压住了。文化大革命开始以来没有批判是被陶铸这个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压住了。今天难道我们还不批判吗？一定要批判。因为正像前面说过的那样，《青春之歌》不是学术问题，而是严重的政治问题。它和《海瑞罢官》一样，是一个政治案件。

姚文元评：《青春之歌》反映了当时的历史特点。小说是沿着三条线索发展的。一条是敌我斗争，党领导的革命力量和日本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一条是党内斗争，党内坚持毛泽东的正确路线的党员和左倾教条主义分子的斗争；一条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分化。这三条线索错综复杂地交织着，织出一幅鲜明的历史图画。

郭开批：《青春之歌》中有三个没有：一个是没有毛泽东思想，一个是没有阶级斗争，一个是没有人民战争。这都是我们事业的生命，革命的命脉，可它完全没有。

姚文元评：小说鲜明地反映了党内斗争的两条路线。一条是错误的左倾路线，一条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正确路线。《青春之歌》还写出了英雄时代的英雄人物，不管是牺牲的先烈，或继续战斗着的同志都引起了我们对他们的崇高敬意，激起向他们学习的强烈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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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始终没整海默1

海默1941年18岁时参加革命。延安鲁艺戏剧系毕业，当过中南文工团创作部主任，在朝鲜战场上负过伤。他文思敏捷，北影厂像他那样多产的编剧还不多见。但他脾气不好，刚直敢言，所以1953年30岁时才入党。拍摄完《粮食》之后，当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兼文化部长陈克寒批评这部电影问题严重，宣扬合法斗争时，他反驳说：陈部长是不是看错了，这戏明明写的是非法斗争，凡是有敌后斗争常识的人都知道，在敌占区搞民兵小组本身就是非法的，何况这戏还给党的“七大”上演过……结果四座哑然，最后这部影片终获批准公映。

韦明同志初到北影任厂长，在谈创作时经常说总理的意见如何如何，对海默与成荫合写的《春城无处不飞花》提出了批评，说这剧本“歪曲复员军人形象”，甚至上纲到“修正主义”。海默不服，就和他争执起来，指出“你这意见是典型的教条主义”。甚至还坦率地对韦明说：“你不要张口总理，闭口总理好不好！我们也没听总理说过，是否真是总理的意见也难断定……”

他感到对方是借用总理的意见来树立自己的威信。

对领导这样的态度，自然没有好结果。1960年他被揪了出来，打成漏网右派，说他“攻击大跃进，攻击人民公社，攻击党中央、毛主席，说大跃进都是假的，大炼钢铁都是假的，大炼钢铁逼死了几十万人……”他所编剧的电影《洞箫横吹》也被批判，遭到禁演。他一直不服，后通过该片女主演王云霞把材料递给了陈毅，陈毅调来影片看后，认为没问题，就在1962年广州会议上，最先提出海默的问题应该平反。海默得以死而复生。可到四清时北影厂又把矛头对准海默，要新帐老帐跟他一起算。由于周扬出面说大多数同志属于认识问题，结果又没得逞。文革开始后，北影厂的革命群众决心彻底收拾他——写了“黄歌”《敖包相会》，又死不低头认罪的家伙。海默第三次给揪出来，剃了光头，多次批斗、坐喷气式、挨打，他总一声不吭。

据谢添说，批斗时，我们都低着头，海默却不老实，头给按下，又抬起来，再按下又再抬起来。给关起来后，造反派进屋打他，他还敢还手，并把窗户玻璃打碎，大喊大叫：造反派打人了！

患难识人心。某天，海默发现有位挨整的朋友心事重重，放心不下家中的父母老小。为让这位朋友早点解脱，海默用手指指自己说：“没关系，你揭发我几条，往我身上推。”劳改锄草时，女演员凌元发愁说：从小到大从没锄过草，锄错了怎么办？海默说：你就躲在我后面干，出了错，我担着。

两次被打倒，又两次平反，海默已把生死沉浮看得很淡，置之度外。

私下，海默曾对众“牛鬼蛇神”痛斥过江青，给他们传看过江青三十年代的剧照，说她当初与王莹争着演《赛金花》……不幸这些言论被人揭发了。

1968年5月14日晚，经过精心策划，海默被骗到北影厂某处假装审问。一帮壮汉突然闯进来抓海默。海默极力挣扎，马上被蜂拥而上的人按住，怕他闹，特地用衣服蒙上他的脑袋，堵住他的嘴，强行拖上车，几个人用脚踩着他，拉到电影学院的摄影棚。在上千瓦聚光灯照射下，造反派质问：你反对江青同志，认罪不认罪？海默和往常一样一声不吭。于是造反派开始乱打，边打边吼：我叫你硬，看你还硬不！直到把他打躺在地，全身是伤，他还是一声不吭……中间，也有人提出异议，不要这么打。主谋绑架行凶的王造反派却说：现行反革命，不抓不打，他能老实交代吗？

在沉默了两天一夜后，5月16日晚10时海默终于停止了呼吸。

作为“死心塌地的现行反革命分子”，他的遗体横在医院的地下室里好几天，无人收尸。后单位出面火化，骨灰扔弃。

50年代海默与母亲来往很多，并一起切磋过《青春之歌》的创作，给母亲提过一些很好的意见。我上小学时，老听到母亲提海默。海默有困难时，母亲还借给过他钱。

1942年母亲和海默曾在华北联大同过半年学。解放后母亲调到剧本创作所又与海默相遇，两个人的来往就比较多了。1953年母亲曾请海默看过《青春之歌》的初稿。他看后提了一些中肯的意见，并热情鼓舞了母亲一番。母亲根据他的意见，作了修改。《青春之歌》出版后，是海默最先告诉母亲：周扬同志肯定了《青春之歌》，为母亲的胜利由衷地高兴。

后来《青春之歌》大获全胜，母亲红极一时，而海默却倒了霉，他个性刚直，竟敢跟北影厂厂长韦明、市委书记处书记陈克寒等人顶撞争辩。因为说过徐水县搞虚夸等等，1960年被冠以“漏网右派”，开除党籍，撤销编剧职务、工资降三级、下去监督劳动。他执笔改编的电影剧本《红旗谱》、《粮食》等影片开头也全抹去了他的名字。但是，母亲没有因为海默遭到批判，就歧视海默，与海默断绝来往。她依旧把海默当成朋友，期望他能时来运转。那时母亲还在北影厂当编剧，因生病休养，得以躲过了单位里的人人表态批判。她在家里提到海默时，充满同情，从没说过海默什么不好。

1960年左右，海默下放到北京郊区牛栏山公社劳改，不久即患半身麻木，卧床不起。北影厂视他为敌，年节补助的副食不给他。他请求跟领导谈话，也不理睬。有时他病在床上三天不下地，吃不上饭，也没人管。在朝鲜负的腰伤，使他直不起腰。为看病他四处借钱。在某导演处只借到20元，气愤之余，借着酒醉，他把这导演家养的名贵花盆全给砸了。百般无奈下，他来信向母亲借500元，母亲二话没说，立即把钱借给了他。——要知道别人向母亲借钱时，她一般都哭穷，能不借就不借，能少借就少借。一下子借出去500元，极其罕见。

15始终没整海默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