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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

过了几个月后，眼见《人民日报》没有动静，母亲再次给邓小平写信。

小平同志：

去年我写信向您反映了科学院微生物所对科研人员刘亚光同志诬蔑打击一事，蒙您批示中办信访局调查，在信访局三四个月的调查研究后，大量事实证明我向您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刘亚光是个有创造性的，刻苦攀登科学高峰的中年科学工作者。微生物所曾在去年9月的《人民日报》上公开诬蔑刘弄虚作假的不实之词，理应由《人民日报》实践其在编者按中所说的“披露事实真相”的诺言，但由于此事件不知何故却批示给由科学院处理，而中国科学院却完全站在做了错事的微生物所一边，几个月来，对刘的事件不理不睬，似乎这件把一个有出息的科研工作者糟蹋得不像样子的事实并未存在。这是一种不正之风在作怪，是令人痛心的。

19帮一个科研人员打官司5

刘亚光把分子生物学与中医结合的研究，由于他的科学论点流传国内外，日益得到广泛的重视。不久将在东京召开的国际药理会议正式邀请刘参加。但由于《人民日报》受到阻力不能披露真相（其实可以不点微生物所的名，只稍微介绍一下刘的工作，也就等于给刘恢复名誉了），使这件本来可以为国争光的事却没有人敢批准他参加国际会议。而且由于微生物所无视中办调查结果，仍然不断发出种种流言，使刘的工作更加困难。因为是我写了刘的报告文学造成了这种结果，作为一个人民代表，一个党员作家，我有责任和那些依仗权势，颠倒黑白的人进行斗争。因为这不仅是刘亚光一个人的事，而是有关四化，是多少受压的科技人员都十分关切的事。如果像科学院这样对待刘亚光——明明错了，毫无对党，对人民，对四化认真负责的精神予以纠正，任不正之风泛滥，我国人才的被压制，四化的实现，不是更加困难吗？

我是为党的利益，才下决心与谬误作斗争的。刘亚光事件已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关注，香港报刊不止一次报道评论此事件。我渴望中央能够正确处理好此事件，使刘的有意义的工作有条件顺利发展。其实，只要您批示《人民日报》用适当方式报道一下刘的工作，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崇高的敬礼！

杨沫

但母亲的希望落空了。《人民日报》始终没有刊登肯定刘亚光的文章。后来，据说有关领导请邓颖超出面劝她不要管这事。在电话里，母亲依旧坚持自己意见。从此，邓大姐到去世再也没有跟她联系。

母亲认为自己这么干，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为了所有挨整受压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是在干一件有益于国家进步的大事。所以她理直气壮，变成了一只“好斗的母鸡”。

刘亚光知道在国内没有出头之日，开始积极联系去美国，母亲继续帮他，连经济担保人都是母亲找的。1982年11月24日刘亚光登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兰州青年报》出于对母亲的敬意，给他发了一条消息，吹捧了他一番。

刘亚光自诩的所谓 “在国内是绝无仅有，在国际上是尖端”的科研成果以他远走他国，灰灰溜溜收场。

这人到美国8个月后，才给母亲来封信，之后即不再答理母亲。他定居美国到现在已过去20多年，他的“突破性成果”早已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他本人销声匿迹，默默无闻，学术上也再未见有任何建树。

母亲为刘亚光拔闯的劲头，是少见的，她先后给华国锋、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王任重、铁瑛、冯文彬等诸多领导同志写信。她这一生中还从来没有为一个陌生人这么上心地帮忙。小胖冤死后，她哪怕连这样狂热打官司的十分之一的劲头都没有。

我在刘亚光的问题上跟母亲缺少共同语言，话不投机半句多，只好敬而远之。作为儿子，母亲不在了，不应该多说她的不是。但在母亲一生中，这是个很大的事，她曾把这件事写成报告文学，出成书，大加宣扬，想回避也回避不了。

记得1979年5月25日《人民日报》刊载了张志新的事迹，我读后万分激动，6月份五届人大常委八次会议在京召开。我估计母亲要参加这次会议，就在6月8日主动给很久没有来往的母亲写了封信，请她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一条议案：为避免今后再有张志新被杀，请人大颁布法律明文宣布：不许虐待……

但母亲根本没有理睬我，她心目中，刘亚光远比张志新要重要。她见人就说刘亚光是中年科技人员的表率，他怎么受压制，怎么了不起。用她自己的话说，几乎变成了唠叨的祥林嫂，翻来覆去就是刘亚光。

我自然对她有意见。这场官司也是我们母子俩谈不到一块的众多原因之一。

作家应该干预生活，但不应该干预具体的科学成果或某个学术论点。母亲却干预太深了，这是她的悲哀和不智。我为母亲这么干害羞，难道她不怕科学家笑话么？自己是个科盲却闯到科学界里大闹，太不自量力了，多丢人现眼！可是她自从当上人大常委后，自我感觉良好，过分自信，根本听不进不同意见。

刘亚光绝非等闲之辈。从微生物所提供的材料中可以看到，自1975年起中国科学院直至中央负责同志为安排他的工作，开会之多，调查之频繁，花精力之大，在科技界是少见的。一般科技人员绝无此殊荣。说他擅走上层路线，一点没冤枉他。

1980年的时候，还有大量的冤假错案没有平反昭雪。如果一个老农民受冤，一个老干部受冤，一个反“四人帮”的人受冤，母亲能花这么大的力气救人，那确实伟大，让人佩服。事实上，这样的事还真的找到了母亲头上。大约是1981年初为江西赣州的李九莲鸣冤奔走而被判刑20年的朱毅尚在监狱劳改，他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写了一篇报告文学《还在流血的爱情》，真实再现了年轻的李九莲悲壮而惨烈的一生，托人寄给了母亲，请母亲帮助反映和发表。

据我所知，母亲没有管这个案子。李九莲的冤案后来经胡耀邦同志亲自批示给平反了。如果母亲像管刘亚光的事情那样管管李九莲这个冤案，分量可就不一样了。那绝对了不起！绝对让人心服口服！

19帮一个科研人员打官司6

可惜母亲选错了典型，为一个告状油子花这么大精力，实在是浪费精力，没有意义。一个严肃正经的科研人员绝不会整天钻营上层关系，缠着名人，靠名人写文章吹捧自己，来抬高自己的学术身价。小平同志的指示：“科学上的是非要由科学家去评判。刘亚光闹腾了几年，再支持就不好了。” 说的入情入理，非常正确。他讲出了我及家人的心里话。

据我看，母亲打的这场官司其实并没有赢。浙江省委书记铁瑛和福建省委书记项南后来都不再支持刘亚光，致使他在国内混不下去，只好出国走人。根据母亲写刘亚光的报告文学而改编的电影最后也被“枪毙”；微生物所“压制过”刘亚光的领导照样在台上干着。

而在第六届人大会议上，母亲没有再被选为全国人大常委委员了。

1983年6月30日，她在日记中说：

第六届人大会仍有我，我6月1日搭广东代表的专机来京开会，到21日结束。人大常委中没有我了，不管别人怎么看，我是高兴的，可更多集中时间写作。

虽然母亲在报告文学中总说她胜利了。其实，这胜利是有争议的。也就获得一些个别外地小报的叫好，科技界并不认同她。

文联的司机说：“杨沫为人打官司，把人大常委委员给打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