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十四回 支部委员：农村工作也有难（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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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社农村工作队在我大队的后期工作是在春节前开展的“整党”。通过“整党”，建立健全大队领导班子，使各项工作都走上正轨。自从那场运动开始以来，大队的领导班子处于半瘫痪状态，犯有严重错误的大队干部仍然在职，群众意见很大，党支部在群众中的威信受到很大影响。

在县社农村工作队的指导下，大队党支部集中时间，召集全体党员学习文件，各自针对党员标准检查自己工作中和思想上的错误。大家敝开思想亮观点，展开了“互帮互揭”的激烈思想斗争。尤其是两个犯有严重错误的原大队干部，在这次整党中被开除出党，纯洁了党员干部队伍。

在整党的基础上，经过全体党员酝酿讨论，按照“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产生了新的党支部领导班子。新的党支部领导班子由五名委员组成，新增了两名年轻的支部委员。我是新增的两名支委之一。

在讨论新增委员的党员会上，个别老党员认为年轻党员缺乏工作经验，提出了反对意见。这显然是一种论资排辈的观念，不利于党的发展，因此被多数党员和县工作队否决。

这次以高部长带队的县社农村工作队在我大队的工作成效显著。全面清理了运动开始以来大家党支部成员存在的问题；统一了全体党员的思想；建立了新的大队领导班子；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各项工作出现了新气象。

我在这次整党的过程中也受到了深刻教育。虽然我入党时间不长，回农村还不久，暴露的问题也还很少。但我认为尽早预防十分必要。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只有真心为群众服务才能得到群众拥护，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做，再隐蔽的事最终都会被揭穿。

那个时候，大队党支部委员分工担任各项行政工作。我所在的大队是个有近二千人口的单位，大队支委几个人要组织全大队的农业生产，要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指标，尤其是要及时调解群众中出现的各种纠纷，的确也比较难当。

五个支委除了支部书记管全面外，四个支委分管一个片，每个片都有几个生产队。支委还负责部门工作，我当时是“治保主任”和团支部书记。全大队发生的各种矛盾纠纷都要及时处理，治安案件要协助上级办案。那时公社一级还没有派出所，法制还很不健全，但那时治安案件比较少，只是群众中吵架等纠纷不少。

遇到群众发生纠纷，大队干部就会被叫去处理。有时还得赶紧去，不然还真有“打破人脑壳”的事发生。与我们大队相隔不远的别一个大队，就出现过两邻居为争屋场界址打得头破血流的事件。

那时，群众通过那场运动的锻炼，什么事都敢干。当时，国家法制还很不健全，群众法律意识淡薄，遇到矛盾很容易走极端。

群众中的纠纷都是各说各有理，大队干部要站在公众的立场，分清是非，才能处理得当。处理结果要让当事人接受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有的社员横蛮不讲理，而经常出现纠纷的也正是这些的人。如果纠纷没有损害赔偿还好办，说几句公道话，没有什么难。但如果有损害赔偿，就得靠大队干部的权威去执行。

因此，那时大队干部在群众中的权威很重要。有权威才能使当事人接受你的处理意见。我们大队的老支书在处理群众纠纷上就很有一套办法。

老支书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由于他长期与群众接触，对全大队社员的情况了如指掌，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威望。他处理群众纠纷一般都能使双方服服帖帖。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年轻支委学习的。

这种靠大队干部处理纠纷的作法，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社会环境中的“人治”。在当时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这无疑起到了缓解社会矛盾的作用。但由于主观因素，有时难免会出现偏差，这反过来造成群众对干部不满，影响干群关系。

大量的社会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法制宣传教育，提高群众依法行事的观念，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在那个年代，大量的社会矛盾靠大队干部处理虽然有效，但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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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社农村工作队在我大队的后期工作是在春节前开展的“整党”。通过“整党”，建立健全大队领导班子，使各项工作都走上正轨。自从那场运动开始以来，大队的领导班子处于半瘫痪状态，犯有严重错误的大队干部仍然在职，群众意见很大，党支部在群众中的威信受到很大影响。

在县社农村工作队的指导下，大队党支部集中时间，召集全体党员学习文件，各自针对党员标准检查自己工作中和思想上的错误。大家敝开思想亮观点，展开了“互帮互揭”的激烈思想斗争。尤其是两个犯有严重错误的原大队干部，在这次整党中被开除出党，纯洁了党员干部队伍。

在整党的基础上，经过全体党员酝酿讨论，按照“老中青”三结合的原则产生了新的党支部领导班子。新的党支部领导班子由五名委员组成，新增了两名年轻的支部委员。我是新增的两名支委之一。

在讨论新增委员的党员会上，个别老党员认为年轻党员缺乏工作经验，提出了反对意见。这显然是一种论资排辈的观念，不利于党的发展，因此被多数党员和县工作队否决。

这次以高部长带队的县社农村工作队在我大队的工作成效显著。全面清理了运动开始以来大家党支部成员存在的问题；统一了全体党员的思想；建立了新的大队领导班子；恢复了正常的生产生活秩序；各项工作出现了新气象。

我在这次整党的过程中也受到了深刻教育。虽然我入党时间不长，回农村还不久，暴露的问题也还很少。但我认为尽早预防十分必要。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只有真心为群众服务才能得到群众拥护，损害群众利益的事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做，再隐蔽的事最终都会被揭穿。

那个时候，大队党支部委员分工担任各项行政工作。我所在的大队是个有近二千人口的单位，大队支委几个人要组织全大队的农业生产，要完成上级下达的各项任务指标，尤其是要及时调解群众中出现的各种纠纷，的确也比较难当。

五个支委除了支部书记管全面外，四个支委分管一个片，每个片都有几个生产队。支委还负责部门工作，我当时是“治保主任”和团支部书记。全大队发生的各种矛盾纠纷都要及时处理，治安案件要协助上级办案。那时公社一级还没有派出所，法制还很不健全，但那时治安案件比较少，只是群众中吵架等纠纷不少。

遇到群众发生纠纷，大队干部就会被叫去处理。有时还得赶紧去，不然还真有“打破人脑壳”的事发生。与我们大队相隔不远的别一个大队，就出现过两邻居为争屋场界址打得头破血流的事件。

那时，群众通过那场运动的锻炼，什么事都敢干。当时，国家法制还很不健全，群众法律意识淡薄，遇到矛盾很容易走极端。

群众中的纠纷都是各说各有理，大队干部要站在公众的立场，分清是非，才能处理得当。处理结果要让当事人接受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有的社员横蛮不讲理，而经常出现纠纷的也正是这些的人。如果纠纷没有损害赔偿还好办，说几句公道话，没有什么难。但如果有损害赔偿，就得靠大队干部的权威去执行。

因此，那时大队干部在群众中的权威很重要。有权威才能使当事人接受你的处理意见。我们大队的老支书在处理群众纠纷上就很有一套办法。

老支书虽然文化水平不高，但由于他长期与群众接触，对全大队社员的情况了如指掌，在群众中有较高的威望。他处理群众纠纷一般都能使双方服服帖帖。这一点，是值得我们年轻支委学习的。

这种靠大队干部处理纠纷的作法，可以说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当时社会环境中的“人治”。在当时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这无疑起到了缓解社会矛盾的作用。但由于主观因素，有时难免会出现偏差，这反过来造成群众对干部不满，影响干群关系。

大量的社会矛盾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法制宣传教育，提高群众依法行事的观念，才是解决问题的根本。在那个年代，大量的社会矛盾靠大队干部处理虽然有效，但并不一定是最好的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