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80万人口的县搞如此大的工程,动土几百万方,也没有问群众愿意不愿意,这本来就已经积累了巨大的民怨,干部再稍有处事不当,就很可能引起群体**件。
县里搞这么大的工程,想法是为民造福,这很容易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这个工程对当时的县域经济产生了很大收益,尤其是对解决当时人多地少的矛盾起了一定作用。但那时谁也没有想到,这种“围湖造田”对环境平衡却带来了长久的巨大影响。
表面上看,参加修堤的民工由生产队记工分,好像群众得到了报酬。但实际是,这些修堤的工分并没有给生产队集体带来任何实际收益。这样做的结果,使农民每一个标准劳动日的工价很低,有的只有几分钱,集体经济处于破产的边缘。
我那时也对这种无偿征用农民去修大堤的作法很反感,社员群众又何尝不是这样?但那时谁也不敢出头反对,反对也没用。
我们家乡围湖造田最多的时间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到了八十年代时还有一些修修补补。大量“围湖造田”占去了容纳湖水的有限湖面空间,使汛情越来越严重。每到春夏汛期,洪水泛滥,堤垸危急,只得动员群众投入抗洪抢险。垮堤溃垸的情况时有发生,一旦溃垸,对垸内的农民就是一场大灾难。这时,人们顾不得搬走辛辛苦苦置办的家什和房屋,不被淹死就算万幸的了。
倒塌的堤垸在当年秋冬枯水季节必须重新修起来。这时还要将大堤加高加宽,以防来年主汛期时再次垮堤溃垸。但这里不垮那里垮,如此年年修年年垮,社员群众苦不堪言。
这些全民动员修好的大堤,除了有少数人愿搬到垸内住外,并没有给参与建设的人们带来多大好处。为此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得不到回报,加剧了农村的贫困。生产生活条件长期得不到改善,处于一种“一年买粑粑两年买粽子,越买越尖”的情况。
我那时深感农村人的艰苦,心中时有疑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到何年何月才有希望?这场史无前例的全国运动进行到此时,就像一场永无休止的长梦,看不到希望的曙光。但这时即使思想不愿意也得装作积极,身为大队干部,不但不能说怪话,还要做群众的思想工作。
这种情况如今终于有了改变。现在,一些堤垸已经被政府废弃恢复成湖面。农民再也不用每年秋冬季节无偿地去修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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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我的家乡兴起了一股“围湖造田”热。可能是由于当时人口急剧膨胀,粮食问题形势严峻的原因,促使那时的政府想尽办法扩大粮食生产。
我们那个县大部分地处洞庭湖水乡,那里湖汊纵横交错。由于长期以来,中上游山区对土地的大规模开发,导致大量的泥沙随洪水注入洞庭湖,河床逐渐抬高。每到秋冬枯水季节,就会在湖的边沿形成一片片很大的河滩地。就是这些河滩地,成了“围湖造田”的起因。当时的各级政府组织农民开展大规模的围湖造田运动,那些依地势而形成的湖汊,也被截弯取直成了一条条笔直的河道或沟港。大部分湖汊面积也变成了农田。
每年冬季,农民们忙完自己队里的农活,还没来得及休息两天,上面“修堤”的任务就下达到了大队。这时,大队干部全部去动,一阵全民动员后,像催命鬼一样催着大家上工地。
这种召集去修堤的事,几乎就是强迫的无偿劳动。任务一级一级按各单位人口多少下达,没有任何价钱可讲。社员群众用自己的劳动工具,自带柴米油盐,投入主要精壮劳力,一干就是一两个月。
1974年冬,我县又搞一个“围湖造田”的大工程:大南湖工程。这次全县动员了十万民工投入开河围垸的大战役。
参加这个工程的全县各单位按军事化建制,公社为团,大队为营。县革委(当时的县政府)为工程总指挥部。我们大队民兵营长为营长,副书记为教导员,当时给我安了个副教导员兼政宣。老书记留守后方,为工地提供人力物力支援。
民工们每天天刚亮就被高音喇叭叫醒,每天劳动时间一般在十二小时以上,挖土挑担全是重体力活。有的生产队男劳动力不够女劳力也上。由于劳动强度大,体力消耗很快,一个劳力每天能吃两斤多米的饭。如此繁重的劳动,伙食并不好,有时一连几天白菜萝卜,见不着荤腥。由于民工们吃的是自己的粮,用的也是自己的钱,伙食不好也不十分计较。
虽然各级组织工作严密,宣传鼓动也很到位,群众的不满情绪有时还是会因为某些诱因酿成重大事件。有一次,有民工发现某团指挥部食堂正在杀鸡煮肉,而民工吃的是白菜萝卜,群众的愤怒情绪由此点燃。二百多个民工冲进指挥部食堂,将那些准备让干部们吃的鸡、肉荤菜,全部端到外边倒进了沟港。
这个事件给人们的教训是很明显的。如果干群同甘共苦,群众什么也不说,要他们干什么就干什么,再苦再累也没有怨言。如果干部搞特殊化,群众可没那么好商量。
一个80万人口的县搞如此大的工程,动土几百万方,也没有问群众愿意不愿意,这本来就已经积累了巨大的民怨,干部再稍有处事不当,就很可能引起群体**件。
县里搞这么大的工程,想法是为民造福,这很容易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这个工程对当时的县域经济产生了很大收益,尤其是对解决当时人多地少的矛盾起了一定作用。但那时谁也没有想到,这种“围湖造田”对环境平衡却带来了长久的巨大影响。
表面上看,参加修堤的民工由生产队记工分,好像群众得到了报酬。但实际是,这些修堤的工分并没有给生产队集体带来任何实际收益。这样做的结果,使农民每一个标准劳动日的工价很低,有的只有几分钱,集体经济处于破产的边缘。
我那时也对这种无偿征用农民去修大堤的作法很反感,社员群众又何尝不是这样?但那时谁也不敢出头反对,反对也没用。
我们家乡围湖造田最多的时间是上世纪七十年代,到了八十年代时还有一些修修补补。大量“围湖造田”占去了容纳湖水的有限湖面空间,使汛情越来越严重。每到春夏汛期,洪水泛滥,堤垸危急,只得动员群众投入抗洪抢险。垮堤溃垸的情况时有发生,一旦溃垸,对垸内的农民就是一场大灾难。这时,人们顾不得搬走辛辛苦苦置办的家什和房屋,不被淹死就算万幸的了。
倒塌的堤垸在当年秋冬枯水季节必须重新修起来。这时还要将大堤加高加宽,以防来年主汛期时再次垮堤溃垸。但这里不垮那里垮,如此年年修年年垮,社员群众苦不堪言。
这些全民动员修好的大堤,除了有少数人愿搬到垸内住外,并没有给参与建设的人们带来多大好处。为此投入的大量人力物力得不到回报,加剧了农村的贫困。生产生活条件长期得不到改善,处于一种“一年买粑粑两年买粽子,越买越尖”的情况。
我那时深感农村人的艰苦,心中时有疑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要到何年何月才有希望?这场史无前例的全国运动进行到此时,就像一场永无休止的长梦,看不到希望的曙光。但这时即使思想不愿意也得装作积极,身为大队干部,不但不能说怪话,还要做群众的思想工作。
这种情况如今终于有了改变。现在,一些堤垸已经被政府废弃恢复成湖面。农民再也不用每年秋冬季节无偿地去修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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