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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蓝和老麦叫我和鲁子吃消夜。他们都是主任,但很多人将他们和我们一样归类为穷酸文人,所以在工作上,他们像对学生一样对我们循循教导,在工作以外的时间,他们也需要找我们,像朋友般地倾诉衷肠。两个40多岁老男人跟两个20多岁的小毛头经常在露天的大排挡谈论诗和酒,美女或者春江花月夜,也是别有一番情趣。忘年之交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老麦年纪最大,所以一般是他说了算。他熟读诗书,业务精湛,精通中国革命史,不过他很少跟我们说这些事,只是有时候在我们的要求下,才会说上几句。他更偏向于在看似不经意间说起他年少时期的情事并为此津津乐道。通常他会说先来4瓶青岛吧,喝完之后他会问我们说,再来4瓶怎么样。但是不等我们回答,他手一挥,服务员就把早已准备好的酒拿上来了。这样反复再三,每次到了凌晨3点,两箱酒就喝完了。
而老蓝虽然是本报唯一一个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但他从不喜欢讨论学术问题,他经常会问我对当天的球赛怎么看,应该怎么下注,或者找副牌让我摸出几张来,作为他买双色球的号码。当然,作为朋友和师长,看见我们有不好的苗头时,他也会说上几句。
你们都在报社有段时间了,会议新闻、正面报道都写得多了,接下来应该想着怎么去写出些实在的东西来了,别只顾着拿红包,会软化意志的。老蓝说。
就算是会议新闻,你们也还没有学会怎么写。老麦接着老蓝的话说,报道会议的议程,什么时候开了什么会,是很简单的,小学三年级水平就可以了,但真正的新闻不在会议上,而在会议之外,你应该关注会议的议题或者决策对当下的社会有什么影响,对老百姓有什么影响,影响到哪些人,你再去找这些人采访,写出会议之外的新闻来,这才是职业记者的功底。不过这些都得慢慢来,毕竟你们不是科班出身,但是你们的文字功底还是不错的,关键看你们有没有悟性。
这种真诚的批评,对我触动很大。在这之前,我一直都有些自以为是,感觉良好。在这家偏远的地市报的记者里,我总觉得很多是没有初中毕业的,一句话写上三遍,还是读不通并且能找出好几个错别字来。而有些科班出身的所谓高材生,怎么看怎么像花钱买的,用李希光的话来说,就是在大学新闻系读了四年却连一句导语都不会写的功能性文盲。但是听了老蓝老麦的话,我才觉得自己也有很多不足,更要命的是,这些是我没有看到的。
在这样的单位工作,始终要使自己变得更强。要知道,一个优秀的记者可以把一个平庸的记者甩得很远。老麦的眼睛贼亮,他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
是的,在业务上,你们要慢慢熟练才行。老蓝说,跟你讲个笑话,有个漂亮的修女上了神父的汽车,神父情不自禁地在修女的大腿上摸了摸,修女问:神父,圣经第129条写的是什么?神父刹那间脸红,急忙收回手。回到教堂,神父迫不及待地翻开圣经,只见第129条写道:再深入一步,你将得到无尚的荣耀。神父大叹,上帝呀,业务不熟害死人呀。
哈哈。干杯。
做了一段时间记者,我逐渐对这个职业有了新的认识,做记者的,无非是三种人:一是想做官的,二是想捞钱的,三是想做新闻的。我一直在思考,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后来我慢慢觉得,做官在近期内是可望不可及的,捞钱又捞不了多少,热衷于从所谓的公关新闻中得到好处,对一个还抱有职业理想的年轻记者来说,是不划算的。因为其带来的名誉上的损害,对自己上进心的影响,是无法计算的,因此造成的对前途的不利影响,也不是几个红包能补偿的。想到这,我不如自主地在内心重新生起了铁肩担道义的豪情。
为了让我们得到锻炼,老麦在给报社的群众来信中,挑了一封举报信让我和鲁子去调查。有封匿名信,说是阳山县一个叫红村的小乡镇,镇里的红村中学校长和主任组织了该校的一批女学生,经过训练之后成立了一支礼仪队,专门去给外面一些大公司搞庆典活动和表演,有时候还是利用上课的时间。举报人说礼仪队外出表演收入不低,但钱大部分都到了校长和主任的口袋,只给学生发了少量的伙食费。举报信后还附了几个学生的姓名以及两个企业的名单。
不管是真是假,你们去弄篇调查性报道出来。老麦只给我们扔下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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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蓝和老麦叫我和鲁子吃消夜。他们都是主任,但很多人将他们和我们一样归类为穷酸文人,所以在工作上,他们像对学生一样对我们循循教导,在工作以外的时间,他们也需要找我们,像朋友般地倾诉衷肠。两个40多岁老男人跟两个20多岁的小毛头经常在露天的大排挡谈论诗和酒,美女或者春江花月夜,也是别有一番情趣。忘年之交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老麦年纪最大,所以一般是他说了算。他熟读诗书,业务精湛,精通中国革命史,不过他很少跟我们说这些事,只是有时候在我们的要求下,才会说上几句。他更偏向于在看似不经意间说起他年少时期的情事并为此津津乐道。通常他会说先来4瓶青岛吧,喝完之后他会问我们说,再来4瓶怎么样。但是不等我们回答,他手一挥,服务员就把早已准备好的酒拿上来了。这样反复再三,每次到了凌晨3点,两箱酒就喝完了。
而老蓝虽然是本报唯一一个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但他从不喜欢讨论学术问题,他经常会问我对当天的球赛怎么看,应该怎么下注,或者找副牌让我摸出几张来,作为他买双色球的号码。当然,作为朋友和师长,看见我们有不好的苗头时,他也会说上几句。
你们都在报社有段时间了,会议新闻、正面报道都写得多了,接下来应该想着怎么去写出些实在的东西来了,别只顾着拿红包,会软化意志的。老蓝说。
就算是会议新闻,你们也还没有学会怎么写。老麦接着老蓝的话说,报道会议的议程,什么时候开了什么会,是很简单的,小学三年级水平就可以了,但真正的新闻不在会议上,而在会议之外,你应该关注会议的议题或者决策对当下的社会有什么影响,对老百姓有什么影响,影响到哪些人,你再去找这些人采访,写出会议之外的新闻来,这才是职业记者的功底。不过这些都得慢慢来,毕竟你们不是科班出身,但是你们的文字功底还是不错的,关键看你们有没有悟性。
这种真诚的批评,对我触动很大。在这之前,我一直都有些自以为是,感觉良好。在这家偏远的地市报的记者里,我总觉得很多是没有初中毕业的,一句话写上三遍,还是读不通并且能找出好几个错别字来。而有些科班出身的所谓高材生,怎么看怎么像花钱买的,用李希光的话来说,就是在大学新闻系读了四年却连一句导语都不会写的功能性文盲。但是听了老蓝老麦的话,我才觉得自己也有很多不足,更要命的是,这些是我没有看到的。
在这样的单位工作,始终要使自己变得更强。要知道,一个优秀的记者可以把一个平庸的记者甩得很远。老麦的眼睛贼亮,他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
是的,在业务上,你们要慢慢熟练才行。老蓝说,跟你讲个笑话,有个漂亮的修女上了神父的汽车,神父情不自禁地在修女的大腿上摸了摸,修女问:神父,圣经第129条写的是什么?神父刹那间脸红,急忙收回手。回到教堂,神父迫不及待地翻开圣经,只见第129条写道:再深入一步,你将得到无尚的荣耀。神父大叹,上帝呀,业务不熟害死人呀。
哈哈。干杯。
做了一段时间记者,我逐渐对这个职业有了新的认识,做记者的,无非是三种人:一是想做官的,二是想捞钱的,三是想做新闻的。我一直在思考,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后来我慢慢觉得,做官在近期内是可望不可及的,捞钱又捞不了多少,热衷于从所谓的公关新闻中得到好处,对一个还抱有职业理想的年轻记者来说,是不划算的。因为其带来的名誉上的损害,对自己上进心的影响,是无法计算的,因此造成的对前途的不利影响,也不是几个红包能补偿的。想到这,我不如自主地在内心重新生起了铁肩担道义的豪情。
为了让我们得到锻炼,老麦在给报社的群众来信中,挑了一封举报信让我和鲁子去调查。有封匿名信,说是阳山县一个叫红村的小乡镇,镇里的红村中学校长和主任组织了该校的一批女学生,经过训练之后成立了一支礼仪队,专门去给外面一些大公司搞庆典活动和表演,有时候还是利用上课的时间。举报人说礼仪队外出表演收入不低,但钱大部分都到了校长和主任的口袋,只给学生发了少量的伙食费。举报信后还附了几个学生的姓名以及两个企业的名单。
不管是真是假,你们去弄篇调查性报道出来。老麦只给我们扔下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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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蓝和老麦叫我和鲁子吃消夜。他们都是主任,但很多人将他们和我们一样归类为穷酸文人,所以在工作上,他们像对学生一样对我们循循教导,在工作以外的时间,他们也需要找我们,像朋友般地倾诉衷肠。两个40多岁老男人跟两个20多岁的小毛头经常在露天的大排挡谈论诗和酒,美女或者春江花月夜,也是别有一番情趣。忘年之交讲的就是这个意思。
老麦年纪最大,所以一般是他说了算。他熟读诗书,业务精湛,精通中国革命史,不过他很少跟我们说这些事,只是有时候在我们的要求下,才会说上几句。他更偏向于在看似不经意间说起他年少时期的情事并为此津津乐道。通常他会说先来4瓶青岛吧,喝完之后他会问我们说,再来4瓶怎么样。但是不等我们回答,他手一挥,服务员就把早已准备好的酒拿上来了。这样反复再三,每次到了凌晨3点,两箱酒就喝完了。
而老蓝虽然是本报唯一一个名牌大学的研究生,但他从不喜欢讨论学术问题,他经常会问我对当天的球赛怎么看,应该怎么下注,或者找副牌让我摸出几张来,作为他买双色球的号码。当然,作为朋友和师长,看见我们有不好的苗头时,他也会说上几句。
你们都在报社有段时间了,会议新闻、正面报道都写得多了,接下来应该想着怎么去写出些实在的东西来了,别只顾着拿红包,会软化意志的。老蓝说。
就算是会议新闻,你们也还没有学会怎么写。老麦接着老蓝的话说,报道会议的议程,什么时候开了什么会,是很简单的,小学三年级水平就可以了,但真正的新闻不在会议上,而在会议之外,你应该关注会议的议题或者决策对当下的社会有什么影响,对老百姓有什么影响,影响到哪些人,你再去找这些人采访,写出会议之外的新闻来,这才是职业记者的功底。不过这些都得慢慢来,毕竟你们不是科班出身,但是你们的文字功底还是不错的,关键看你们有没有悟性。
这种真诚的批评,对我触动很大。在这之前,我一直都有些自以为是,感觉良好。在这家偏远的地市报的记者里,我总觉得很多是没有初中毕业的,一句话写上三遍,还是读不通并且能找出好几个错别字来。而有些科班出身的所谓高材生,怎么看怎么像花钱买的,用李希光的话来说,就是在大学新闻系读了四年却连一句导语都不会写的功能性文盲。但是听了老蓝老麦的话,我才觉得自己也有很多不足,更要命的是,这些是我没有看到的。
在这样的单位工作,始终要使自己变得更强。要知道,一个优秀的记者可以把一个平庸的记者甩得很远。老麦的眼睛贼亮,他好像知道我在想什么。
是的,在业务上,你们要慢慢熟练才行。老蓝说,跟你讲个笑话,有个漂亮的修女上了神父的汽车,神父情不自禁地在修女的大腿上摸了摸,修女问:神父,圣经第129条写的是什么?神父刹那间脸红,急忙收回手。回到教堂,神父迫不及待地翻开圣经,只见第129条写道:再深入一步,你将得到无尚的荣耀。神父大叹,上帝呀,业务不熟害死人呀。
哈哈。干杯。
做了一段时间记者,我逐渐对这个职业有了新的认识,做记者的,无非是三种人:一是想做官的,二是想捞钱的,三是想做新闻的。我一直在思考,自己要成为什么样的人,后来我慢慢觉得,做官在近期内是可望不可及的,捞钱又捞不了多少,热衷于从所谓的公关新闻中得到好处,对一个还抱有职业理想的年轻记者来说,是不划算的。因为其带来的名誉上的损害,对自己上进心的影响,是无法计算的,因此造成的对前途的不利影响,也不是几个红包能补偿的。想到这,我不如自主地在内心重新生起了铁肩担道义的豪情。
为了让我们得到锻炼,老麦在给报社的群众来信中,挑了一封举报信让我和鲁子去调查。有封匿名信,说是阳山县一个叫红村的小乡镇,镇里的红村中学校长和主任组织了该校的一批女学生,经过训练之后成立了一支礼仪队,专门去给外面一些大公司搞庆典活动和表演,有时候还是利用上课的时间。举报人说礼仪队外出表演收入不低,但钱大部分都到了校长和主任的口袋,只给学生发了少量的伙食费。举报信后还附了几个学生的姓名以及两个企业的名单。
不管是真是假,你们去弄篇调查性报道出来。老麦只给我们扔下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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