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人生劫难――那次“整团”（5）（1 / 1）

[..]

散会后，我仍呆呆地留在座位上，一时竟以为会不让我回家。团委书记见我的神态有点不对，可能担心“出事”，便走过来象是安慰又象是逼迫：“思想斗争是痛苦的，要经得起考验。只要把问题都交代了，同学是会谅解的。回去再好好想一想，挖一下思想根源。”我不自觉地点点头，其实我并没有听进去。我的心还在发抖，由于害怕，也由于愤怒。我的作风谈不上堕落，我跟伟平的关系也是清白的。为什么只要跟所谓“反属”子女在一起，就一定要受到怀疑不信任。难道他们生来就不配受到普通人的待遇？难道还叫他们走父辈们的路？难道“贼的儿子就是贼”？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些人看成是敌对的，有害的。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样的指责。

一连几个晚上，把我当成十恶不赦的“右派分子”来进行批判，剖开我的心，任意挑剔着，指摘着，蹂躏着，然后一个“不行”扔给我。再一个拿起来看了看，又是挑剔、指摘、蹂躏，又一个“不行”摔在我跟前。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拨弄着。当然，每次批判之后，都有一番“抚慰”。说大家是在“挽救我”，“帮助我”。我前后检查了四次，不知道写了多少张“交心”。把说的，想的，听的，还有别人的，报上的，通通写上去当作自己的罪状。只要能过“关”，我当时是“在所不惜”呀！可团组委还说“不彻底”，硬是推出种种不符事实的结论，加给我书上所能见到的罪名。我只能默默地忍受，一分辩就是“态度恶劣”。我想，就等他们发怒够了，给我判处个“劳改”或“开除”什么的，我觉得自己命中就不该来上学，要不，也不致落到这地步。我曾经想过自杀，但是连这一点也不容易。我怕死后，学校会更加重我的罪名，而且累及家庭亲人。我最怕妈妈为我伤心难过，怕妈妈在邻人亲戚中抬不起头。

当时整个班级被那些人搞得象个集中营。有的人成为奴役别人的刽子手，而大部分人则生活在恐惧之中。尤其几个跟我“同类”的同学，他们或多或少也有“资产阶级思想”，平时看不惯那几个“假马列”，那时都有兔死狐悲之感，惶惶不可终日，又不敢吱声。他们不是团员，可以不过“整团”这一关，因此还能保持一个完整的外壳，后来都比我幸运，进了农学院和林学院这一类大学。团支书也不同意那些人的作为，在背后为我说过话，跟他们争论过。可惜他有个哥哥在台湾，尽管他从没有联系过。这“台属”关系非同一般。“整团”一开始，他就被团组委和宣委排挤掉，靠边站。后来也只能跟我的“同类”一样进农学院。那个团组委学习毫无建树，却进了重点院校。动辄咎人，满口“马列”的团宣委，原来他的“屁股”并不干净.。后来虽上了大学，却因替“反动的父亲翻案”，被中途“退学”。想来这种人当时也只是投机而己,，以“极左”的面目掩盖他自己的不清白，最终还是吃了亏.。这些都是后话。

怎么了结这场灾难，已记不起来。大概他们觉得揉够了，再也榨不出什么来了。或者已经让我知道厉害，就象大人鞭打小孩，看到害怕的样子，听到“今后不敢”的保证，也就可以歇手了。再说时间不允许，毕业考试逼在眉睫。团支部最后一致通过给我“警告”处分。我对此没有意见，这是最轻的处分，也许大部分同学理解我，知道我不是团组委和宣委他们认定的那种人。一个沉重的包袱卸下了，一道难关暂时过去。我松了一口气，至于将来会怎样，当时我连想都没有去想它。

。

回想起来，往事历历在目。“整团”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遭遇到的劫难，它把我向来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精神拦腰砍断。从此再也不敢高谈阔论随便发表自己的见解。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失去青春的欢乐，变得少年老成，变得胆小心虚，犹如一只惊弓之鸟，说话怯怯的。只要一见到校长就全身畏缩，一听到“反右”、“大鸣大放”、“整团”等词语就心里发怵，浑身颤抖不已。尤其是后来竟然不负责任地一脚把我踢开，使我满有把握实现的理想彻底破灭，几乎走到绝望的边沿，我不能不深深诅咒这段历史，为我的前途感到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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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会后，我仍呆呆地留在座位上，一时竟以为会不让我回家。团委书记见我的神态有点不对，可能担心“出事”，便走过来象是安慰又象是逼迫：“思想斗争是痛苦的，要经得起考验。只要把问题都交代了，同学是会谅解的。回去再好好想一想，挖一下思想根源。”我不自觉地点点头，其实我并没有听进去。我的心还在发抖，由于害怕，也由于愤怒。我的作风谈不上堕落，我跟伟平的关系也是清白的。为什么只要跟所谓“反属”子女在一起，就一定要受到怀疑不信任。难道他们生来就不配受到普通人的待遇？难道还叫他们走父辈们的路？难道“贼的儿子就是贼”？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些人看成是敌对的，有害的。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样的指责。

一连几个晚上，把我当成十恶不赦的“右派分子”来进行批判，剖开我的心，任意挑剔着，指摘着，蹂躏着，然后一个“不行”扔给我。再一个拿起来看了看，又是挑剔、指摘、蹂躏，又一个“不行”摔在我跟前。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拨弄着。当然，每次批判之后，都有一番“抚慰”。说大家是在“挽救我”，“帮助我”。我前后检查了四次，不知道写了多少张“交心”。把说的，想的，听的，还有别人的，报上的，通通写上去当作自己的罪状。只要能过“关”，我当时是“在所不惜”呀！可团组委还说“不彻底”，硬是推出种种不符事实的结论，加给我书上所能见到的罪名。我只能默默地忍受，一分辩就是“态度恶劣”。我想，就等他们发怒够了，给我判处个“劳改”或“开除”什么的，我觉得自己命中就不该来上学，要不，也不致落到这地步。我曾经想过自杀，但是连这一点也不容易。我怕死后，学校会更加重我的罪名，而且累及家庭亲人。我最怕妈妈为我伤心难过，怕妈妈在邻人亲戚中抬不起头。

当时整个班级被那些人搞得象个集中营。有的人成为奴役别人的刽子手，而大部分人则生活在恐惧之中。尤其几个跟我“同类”的同学，他们或多或少也有“资产阶级思想”，平时看不惯那几个“假马列”，那时都有兔死狐悲之感，惶惶不可终日，又不敢吱声。他们不是团员，可以不过“整团”这一关，因此还能保持一个完整的外壳，后来都比我幸运，进了农学院和林学院这一类大学。团支书也不同意那些人的作为，在背后为我说过话，跟他们争论过。可惜他有个哥哥在台湾，尽管他从没有联系过。这“台属”关系非同一般。“整团”一开始，他就被团组委和宣委排挤掉，靠边站。后来也只能跟我的“同类”一样进农学院。那个团组委学习毫无建树，却进了重点院校。动辄咎人，满口“马列”的团宣委，原来他的“屁股”并不干净.。后来虽上了大学，却因替“反动的父亲翻案”，被中途“退学”。想来这种人当时也只是投机而己,，以“极左”的面目掩盖他自己的不清白，最终还是吃了亏.。这些都是后话。

怎么了结这场灾难，已记不起来。大概他们觉得揉够了，再也榨不出什么来了。或者已经让我知道厉害，就象大人鞭打小孩，看到害怕的样子，听到“今后不敢”的保证，也就可以歇手了。再说时间不允许，毕业考试逼在眉睫。团支部最后一致通过给我“警告”处分。我对此没有意见，这是最轻的处分，也许大部分同学理解我，知道我不是团组委和宣委他们认定的那种人。一个沉重的包袱卸下了，一道难关暂时过去。我松了一口气，至于将来会怎样，当时我连想都没有去想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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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来，往事历历在目。“整团”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遭遇到的劫难，它把我向来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精神拦腰砍断。从此再也不敢高谈阔论随便发表自己的见解。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失去青春的欢乐，变得少年老成，变得胆小心虚，犹如一只惊弓之鸟，说话怯怯的。只要一见到校长就全身畏缩，一听到“反右”、“大鸣大放”、“整团”等词语就心里发怵，浑身颤抖不已。尤其是后来竟然不负责任地一脚把我踢开，使我满有把握实现的理想彻底破灭，几乎走到绝望的边沿，我不能不深深诅咒这段历史，为我的前途感到惋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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散会后，我仍呆呆地留在座位上，一时竟以为会不让我回家。团委书记见我的神态有点不对，可能担心“出事”，便走过来象是安慰又象是逼迫：“思想斗争是痛苦的，要经得起考验。只要把问题都交代了，同学是会谅解的。回去再好好想一想，挖一下思想根源。”我不自觉地点点头，其实我并没有听进去。我的心还在发抖，由于害怕，也由于愤怒。我的作风谈不上堕落，我跟伟平的关系也是清白的。为什么只要跟所谓“反属”子女在一起，就一定要受到怀疑不信任。难道他们生来就不配受到普通人的待遇？难道还叫他们走父辈们的路？难道“贼的儿子就是贼”？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些人看成是敌对的，有害的。我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这样的指责。

一连几个晚上，把我当成十恶不赦的“右派分子”来进行批判，剖开我的心，任意挑剔着，指摘着，蹂躏着，然后一个“不行”扔给我。再一个拿起来看了看，又是挑剔、指摘、蹂躏，又一个“不行”摔在我跟前。就这样一次又一次地拨弄着。当然，每次批判之后，都有一番“抚慰”。说大家是在“挽救我”，“帮助我”。我前后检查了四次，不知道写了多少张“交心”。把说的，想的，听的，还有别人的，报上的，通通写上去当作自己的罪状。只要能过“关”，我当时是“在所不惜”呀！可团组委还说“不彻底”，硬是推出种种不符事实的结论，加给我书上所能见到的罪名。我只能默默地忍受，一分辩就是“态度恶劣”。我想，就等他们发怒够了，给我判处个“劳改”或“开除”什么的，我觉得自己命中就不该来上学，要不，也不致落到这地步。我曾经想过自杀，但是连这一点也不容易。我怕死后，学校会更加重我的罪名，而且累及家庭亲人。我最怕妈妈为我伤心难过，怕妈妈在邻人亲戚中抬不起头。

当时整个班级被那些人搞得象个集中营。有的人成为奴役别人的刽子手，而大部分人则生活在恐惧之中。尤其几个跟我“同类”的同学，他们或多或少也有“资产阶级思想”，平时看不惯那几个“假马列”，那时都有兔死狐悲之感，惶惶不可终日，又不敢吱声。他们不是团员，可以不过“整团”这一关，因此还能保持一个完整的外壳，后来都比我幸运，进了农学院和林学院这一类大学。团支书也不同意那些人的作为，在背后为我说过话，跟他们争论过。可惜他有个哥哥在台湾，尽管他从没有联系过。这“台属”关系非同一般。“整团”一开始，他就被团组委和宣委排挤掉，靠边站。后来也只能跟我的“同类”一样进农学院。那个团组委学习毫无建树，却进了重点院校。动辄咎人，满口“马列”的团宣委，原来他的“屁股”并不干净.。后来虽上了大学，却因替“反动的父亲翻案”，被中途“退学”。想来这种人当时也只是投机而己,，以“极左”的面目掩盖他自己的不清白，最终还是吃了亏.。这些都是后话。

怎么了结这场灾难，已记不起来。大概他们觉得揉够了，再也榨不出什么来了。或者已经让我知道厉害，就象大人鞭打小孩，看到害怕的样子，听到“今后不敢”的保证，也就可以歇手了。再说时间不允许，毕业考试逼在眉睫。团支部最后一致通过给我“警告”处分。我对此没有意见，这是最轻的处分，也许大部分同学理解我，知道我不是团组委和宣委他们认定的那种人。一个沉重的包袱卸下了，一道难关暂时过去。我松了一口气，至于将来会怎样，当时我连想都没有去想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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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来，往事历历在目。“整团”是我人生中第一次遭遇到的劫难，它把我向来敢想敢说敢做的大无畏精神拦腰砍断。从此再也不敢高谈阔论随便发表自己的见解。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我失去青春的欢乐，变得少年老成，变得胆小心虚，犹如一只惊弓之鸟，说话怯怯的。只要一见到校长就全身畏缩，一听到“反右”、“大鸣大放”、“整团”等词语就心里发怵，浑身颤抖不已。尤其是后来竟然不负责任地一脚把我踢开，使我满有把握实现的理想彻底破灭，几乎走到绝望的边沿，我不能不深深诅咒这段历史，为我的前途感到惋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