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人生折翼――“落取”之后(5)（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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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一天天流逝，工作依然无影无踪，我惆怅万分。我们几位“落取生”曾询问过几个政府部门，请求安排工作。得到的答复千篇一律：“安心等待吧！有工作就通知你们！”工作其实很多，就是不“通知”罢了。又听说上面对我们这一届“落取生”有过指示:暂不分配，看以后谁表现好了，谁先给安排工作。但怎么才叫“表现好了”呢！我们中有的人已变得十分胆小慎微，每次到县文教科去，连大路也不敢走，有时还特意赤着脚，穿一件“朴素”的衣裳，说话低声下气，简直在哀求乞怜。听到不分配的话，象是被判了死刑，一点力气也没有，还自我作贱地说：“当初要是不报考就好了，现在考不上，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些人是有问题的。”说来真叫人寒心，正当我们处在朝气逢勃、浑身是劲的时候，却只能这样去瞎撞和等待，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这跟浪费钱财粮食，跟图谋自杀有什么两样？一个想为社会主义事业工作的人得不到工作，难道我们都成了“四类分子”不成？

“落取”之后，周围的人对我们的看法越来越离奇，大家冷眼傍观，害怕同我们接触，象逃避瘟疫那样岐视我们，好似我们都是有“重大政治问题”的人。可是我自己一点不知道，不知道“问题”到底在哪儿？

也许我一向天真幼稚，不闇世事，不但没有从“鸣放”中吸取教训，还继续对别人存有幻想，以为政治也会讲仁慈，上级会爱惜我这个高材生；以为“落取”是有意对我进行考验，最终会把我放到该去的地方。八月下旬，我怀着可笑的愿望，又报名参加泉州大学的招生考试，这原是“大跃进”中新办起来的大学，对考生成绩要求本来就不高，可是我还是接到一份“落取通知书”。我开始对所谓“政治”有所认识，回顾自己的无知，醒悟落到如此地步的真正原因。

记得有一次全县开展除害灭雀运动。当时大家只知麻雀吃粮食毁坏庄稼的一面，没有考虑到它同时也吃害虫，功大于过，硬把麻雀当“四害”之一，意图除尽灭绝。他们动员所有城乡居民在各家屋顶上敲桶打盆，呼喊追赶，使麻雀没有歇息的时候，最后从空中跌落下来，或赶到机场去，那里撒着大量毒饵等待着。为此县里专门成立“灭雀指挥部”。运动开始的第二天，我看到事情并不象宣传的那么热闹，许多居民没有行动起来，麻雀乃在各处欢快地吱叫着。那时正值“整团”后不久，带着被“洗礼过”的脑袋，认为以前对政治运动不关心，如今再不能袖手旁观。抱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我连夜写了一封信给县“灭雀指挥部”，指出这次运动还有“死角”，建议对没有行动起来的居民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比如扣押粮证，这是当年最流行的惩罚手段。想不到隔了两天，一位街干部到我家里来，说麻雀全飞到我们屋顶上了，我家成了麻雀庇护所，要赔偿麻雀所吃粮食的损失，就把我家的粮证带走了。我不知道这是普遍对待，还是因我的“关心”而得到“请君入瓮”的结果？当年那些头脑发热的人只想听恭维的话，任何对运动说三道四都成十足的蠢货，受到打击报复也是活该了。

又一件是离校前一天，出自对母校的热爱，对教育的关心，我又自作聪明写一封信给校长。感谢学校几年来对我的培养，同时以亲身经历和感受，以“整团”后自新者的态度，指出学校中还存在严重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特别是个别老师自身的资产阶级思想对学生产生不良影响。希望校长遵照**的教导，加强对教师队伍的改造和建设。这也是当时对知识分子提出的论调，通过“整团”，我深信不疑的。可是校长后来却对全校教师说：“最近我收到一封信，是一位毕业生写来的。这个人表面上说关心党的教育事业，实际上是在污蔑社会主义学校，攻击党的领导。这个人在‘大鸣大放’中曾猖狂向党进攻，说我们拿立场压人，‘整团’后又不思悔改，继续玩弄资产阶级花招。说明阶级敌人是不会甘心失败的，这种人就是准备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

当我听到一位老师好心的劝告时，心里一惊，校长又分明指的是我。这又是我一片忠心的下场。我不明白校长为何这样理解我那封信的动机？我更不明白，“整团”时大家批评我、指责我只读书不问政治，不关心国家大事。当我觉悟了，开始关心社会主义事业，不保留地把个人意见献给党，献给人民，以示对党对人民忠诚不二。结果总是事与愿违。难道“整团”的真正目的只是叫我凡事装聋作哑，不可随意说话，并不在乎我说的对不对。当时有些人就是善于怀疑别人，“提高警惕”地把好心人当成阶级敌人来打。他们从来不敢去信任一个所谓有“问题”的人。照校长的推论，应该是我对党不满而积极“鸣放”，受整后必然心怀怨恨，伺机进行报复。所以我这种近于“反常”的举动，在他看来便是“狡猾”，“伪装”的表现，是“继续在同无产阶级较量”。这是一种怎样的逻辑？一种由强调“阶级斗争”得出的结论，又不善于按**的教导去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知道因此坑害了多少无辜的群众。这种人片面地理解了马列主义，而习惯于用封建**和家长式的观点来解释马列主义，忘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观念，更不懂得尊重别人的权利。

当时我越想越怕，越想越没有信心，甭说升学、工作，连活下去都有困难。我觉得有一个无形的东西，别人随时可以拿来吓唬我、打击我。“落取”之后象是进入一个“社会看守所”，等待我的只有岐视和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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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一天天流逝，工作依然无影无踪，我惆怅万分。我们几位“落取生”曾询问过几个政府部门，请求安排工作。得到的答复千篇一律：“安心等待吧！有工作就通知你们！”工作其实很多，就是不“通知”罢了。又听说上面对我们这一届“落取生”有过指示:暂不分配，看以后谁表现好了，谁先给安排工作。但怎么才叫“表现好了”呢！我们中有的人已变得十分胆小慎微，每次到县文教科去，连大路也不敢走，有时还特意赤着脚，穿一件“朴素”的衣裳，说话低声下气，简直在哀求乞怜。听到不分配的话，象是被判了死刑，一点力气也没有，还自我作贱地说：“当初要是不报考就好了，现在考不上，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些人是有问题的。”说来真叫人寒心，正当我们处在朝气逢勃、浑身是劲的时候，却只能这样去瞎撞和等待，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这跟浪费钱财粮食，跟图谋自杀有什么两样？一个想为社会主义事业工作的人得不到工作，难道我们都成了“四类分子”不成？

“落取”之后，周围的人对我们的看法越来越离奇，大家冷眼傍观，害怕同我们接触，象逃避瘟疫那样岐视我们，好似我们都是有“重大政治问题”的人。可是我自己一点不知道，不知道“问题”到底在哪儿？

也许我一向天真幼稚，不闇世事，不但没有从“鸣放”中吸取教训，还继续对别人存有幻想，以为政治也会讲仁慈，上级会爱惜我这个高材生；以为“落取”是有意对我进行考验，最终会把我放到该去的地方。八月下旬，我怀着可笑的愿望，又报名参加泉州大学的招生考试，这原是“大跃进”中新办起来的大学，对考生成绩要求本来就不高，可是我还是接到一份“落取通知书”。我开始对所谓“政治”有所认识，回顾自己的无知，醒悟落到如此地步的真正原因。

记得有一次全县开展除害灭雀运动。当时大家只知麻雀吃粮食毁坏庄稼的一面，没有考虑到它同时也吃害虫，功大于过，硬把麻雀当“四害”之一，意图除尽灭绝。他们动员所有城乡居民在各家屋顶上敲桶打盆，呼喊追赶，使麻雀没有歇息的时候，最后从空中跌落下来，或赶到机场去，那里撒着大量毒饵等待着。为此县里专门成立“灭雀指挥部”。运动开始的第二天，我看到事情并不象宣传的那么热闹，许多居民没有行动起来，麻雀乃在各处欢快地吱叫着。那时正值“整团”后不久，带着被“洗礼过”的脑袋，认为以前对政治运动不关心，如今再不能袖手旁观。抱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我连夜写了一封信给县“灭雀指挥部”，指出这次运动还有“死角”，建议对没有行动起来的居民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比如扣押粮证，这是当年最流行的惩罚手段。想不到隔了两天，一位街干部到我家里来，说麻雀全飞到我们屋顶上了，我家成了麻雀庇护所，要赔偿麻雀所吃粮食的损失，就把我家的粮证带走了。我不知道这是普遍对待，还是因我的“关心”而得到“请君入瓮”的结果？当年那些头脑发热的人只想听恭维的话，任何对运动说三道四都成十足的蠢货，受到打击报复也是活该了。

又一件是离校前一天，出自对母校的热爱，对教育的关心，我又自作聪明写一封信给校长。感谢学校几年来对我的培养，同时以亲身经历和感受，以“整团”后自新者的态度，指出学校中还存在严重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特别是个别老师自身的资产阶级思想对学生产生不良影响。希望校长遵照**的教导，加强对教师队伍的改造和建设。这也是当时对知识分子提出的论调，通过“整团”，我深信不疑的。可是校长后来却对全校教师说：“最近我收到一封信，是一位毕业生写来的。这个人表面上说关心党的教育事业，实际上是在污蔑社会主义学校，攻击党的领导。这个人在‘大鸣大放’中曾猖狂向党进攻，说我们拿立场压人，‘整团’后又不思悔改，继续玩弄资产阶级花招。说明阶级敌人是不会甘心失败的，这种人就是准备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

当我听到一位老师好心的劝告时，心里一惊，校长又分明指的是我。这又是我一片忠心的下场。我不明白校长为何这样理解我那封信的动机？我更不明白，“整团”时大家批评我、指责我只读书不问政治，不关心国家大事。当我觉悟了，开始关心社会主义事业，不保留地把个人意见献给党，献给人民，以示对党对人民忠诚不二。结果总是事与愿违。难道“整团”的真正目的只是叫我凡事装聋作哑，不可随意说话，并不在乎我说的对不对。当时有些人就是善于怀疑别人，“提高警惕”地把好心人当成阶级敌人来打。他们从来不敢去信任一个所谓有“问题”的人。照校长的推论，应该是我对党不满而积极“鸣放”，受整后必然心怀怨恨，伺机进行报复。所以我这种近于“反常”的举动，在他看来便是“狡猾”，“伪装”的表现，是“继续在同无产阶级较量”。这是一种怎样的逻辑？一种由强调“阶级斗争”得出的结论，又不善于按**的教导去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知道因此坑害了多少无辜的群众。这种人片面地理解了马列主义，而习惯于用封建**和家长式的观点来解释马列主义，忘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观念，更不懂得尊重别人的权利。

当时我越想越怕，越想越没有信心，甭说升学、工作，连活下去都有困难。我觉得有一个无形的东西，别人随时可以拿来吓唬我、打击我。“落取”之后象是进入一个“社会看守所”，等待我的只有岐视和侮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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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光一天天流逝，工作依然无影无踪，我惆怅万分。我们几位“落取生”曾询问过几个政府部门，请求安排工作。得到的答复千篇一律：“安心等待吧！有工作就通知你们！”工作其实很多，就是不“通知”罢了。又听说上面对我们这一届“落取生”有过指示:暂不分配，看以后谁表现好了，谁先给安排工作。但怎么才叫“表现好了”呢！我们中有的人已变得十分胆小慎微，每次到县文教科去，连大路也不敢走，有时还特意赤着脚，穿一件“朴素”的衣裳，说话低声下气，简直在哀求乞怜。听到不分配的话，象是被判了死刑，一点力气也没有，还自我作贱地说：“当初要是不报考就好了，现在考不上，大家都知道我们这些人是有问题的。”说来真叫人寒心，正当我们处在朝气逢勃、浑身是劲的时候，却只能这样去瞎撞和等待，白白浪费时间和精力，这跟浪费钱财粮食，跟图谋自杀有什么两样？一个想为社会主义事业工作的人得不到工作，难道我们都成了“四类分子”不成？

“落取”之后，周围的人对我们的看法越来越离奇，大家冷眼傍观，害怕同我们接触，象逃避瘟疫那样岐视我们，好似我们都是有“重大政治问题”的人。可是我自己一点不知道，不知道“问题”到底在哪儿？

也许我一向天真幼稚，不闇世事，不但没有从“鸣放”中吸取教训，还继续对别人存有幻想，以为政治也会讲仁慈，上级会爱惜我这个高材生；以为“落取”是有意对我进行考验，最终会把我放到该去的地方。八月下旬，我怀着可笑的愿望，又报名参加泉州大学的招生考试，这原是“大跃进”中新办起来的大学，对考生成绩要求本来就不高，可是我还是接到一份“落取通知书”。我开始对所谓“政治”有所认识，回顾自己的无知，醒悟落到如此地步的真正原因。

记得有一次全县开展除害灭雀运动。当时大家只知麻雀吃粮食毁坏庄稼的一面，没有考虑到它同时也吃害虫，功大于过，硬把麻雀当“四害”之一，意图除尽灭绝。他们动员所有城乡居民在各家屋顶上敲桶打盆，呼喊追赶，使麻雀没有歇息的时候，最后从空中跌落下来，或赶到机场去，那里撒着大量毒饵等待着。为此县里专门成立“灭雀指挥部”。运动开始的第二天，我看到事情并不象宣传的那么热闹，许多居民没有行动起来，麻雀乃在各处欢快地吱叫着。那时正值“整团”后不久，带着被“洗礼过”的脑袋，认为以前对政治运动不关心，如今再不能袖手旁观。抱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我连夜写了一封信给县“灭雀指挥部”，指出这次运动还有“死角”，建议对没有行动起来的居民采取一定的强制措施，比如扣押粮证，这是当年最流行的惩罚手段。想不到隔了两天，一位街干部到我家里来，说麻雀全飞到我们屋顶上了，我家成了麻雀庇护所，要赔偿麻雀所吃粮食的损失，就把我家的粮证带走了。我不知道这是普遍对待，还是因我的“关心”而得到“请君入瓮”的结果？当年那些头脑发热的人只想听恭维的话，任何对运动说三道四都成十足的蠢货，受到打击报复也是活该了。

又一件是离校前一天，出自对母校的热爱，对教育的关心，我又自作聪明写一封信给校长。感谢学校几年来对我的培养，同时以亲身经历和感受，以“整团”后自新者的态度，指出学校中还存在严重的资产阶级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特别是个别老师自身的资产阶级思想对学生产生不良影响。希望校长遵照**的教导，加强对教师队伍的改造和建设。这也是当时对知识分子提出的论调，通过“整团”，我深信不疑的。可是校长后来却对全校教师说：“最近我收到一封信，是一位毕业生写来的。这个人表面上说关心党的教育事业，实际上是在污蔑社会主义学校，攻击党的领导。这个人在‘大鸣大放’中曾猖狂向党进攻，说我们拿立场压人，‘整团’后又不思悔改，继续玩弄资产阶级花招。说明阶级敌人是不会甘心失败的，这种人就是准备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

当我听到一位老师好心的劝告时，心里一惊，校长又分明指的是我。这又是我一片忠心的下场。我不明白校长为何这样理解我那封信的动机？我更不明白，“整团”时大家批评我、指责我只读书不问政治，不关心国家大事。当我觉悟了，开始关心社会主义事业，不保留地把个人意见献给党，献给人民，以示对党对人民忠诚不二。结果总是事与愿违。难道“整团”的真正目的只是叫我凡事装聋作哑，不可随意说话，并不在乎我说的对不对。当时有些人就是善于怀疑别人，“提高警惕”地把好心人当成阶级敌人来打。他们从来不敢去信任一个所谓有“问题”的人。照校长的推论，应该是我对党不满而积极“鸣放”，受整后必然心怀怨恨，伺机进行报复。所以我这种近于“反常”的举动，在他看来便是“狡猾”，“伪装”的表现，是“继续在同无产阶级较量”。这是一种怎样的逻辑？一种由强调“阶级斗争”得出的结论，又不善于按**的教导去区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不知道因此坑害了多少无辜的群众。这种人片面地理解了马列主义，而习惯于用封建**和家长式的观点来解释马列主义，忘记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观念，更不懂得尊重别人的权利。

当时我越想越怕，越想越没有信心，甭说升学、工作，连活下去都有困难。我觉得有一个无形的东西，别人随时可以拿来吓唬我、打击我。“落取”之后象是进入一个“社会看守所”，等待我的只有岐视和侮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