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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同学不忘旧情,放了暑假就来家里找我,安慰我,也给我带来大学里的生活、他乡的风光。那赞美声、那幸福后的回味,令人神往、忌妒。我常常听着、想着,极力装得无所谓。有时也远远躲开,我知道已和他们不是一路人,只能在自己的生活中去寻找该做的事。
我决定找街道党支书谈心,告诉他我已经无法忍受这种快让人窒息的生活。支书倒很热情,打消我不少思想顾虑,教我如何适应社会的要求,说政治只是一种手段,从来不讲仁慈,不讲信用,只有欺诈和相互利用。有些事不一定要向上讲,有时反而纠缠不清。他这种坦率令我惊讶!也大长了见识。尽管我觉得不象是纯洁的东西,现实的确如此,要善于见风转舵,观颜察色,顺应潮流,不管这潮流是否正确。支书甚至举了不少实例。我象是恍然大悟,却也越发糊涂,在心里对支书由原来的敬畏、崇拜,转为对他的蔑视和虚伪。
支书倒是很乐意交给我一些工作,看样子还信任,我又继续在街委会干起来了,后来街政府里有许多工作都落到我身上。我曾经独当一面带领居民去抗洪抢险,到乡下征购粮食,也曾独自召开群众大会,布置中心任务。支书对我的工作十分满意,连公社党委书记也很赏识我的工作表现,下到街道来就亲切地叫我“小何”。
十二月惠女水库渠道工程开工。公社决定调我去工地指挥部当干部,任中队材料员,负责劳动工具的领取,分配和保管。接到通知第二天我就去报道。中队部由五人组成:指导员,正副中队长,施工员和我。指导员是位土改干部,有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曾任农村大队的党支书,听说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点名批判”。为此他十分想不通,经常在闲谈中说:“一个大队一年缴多少公粮,征购多少粮食,分给社员多少口粮,都是有案可查的,合起来一年多少产量是明摆着。可是敢说假话,吹牛皮的受到表扬,实事求是汇报产量倒变成‘右倾’。”看他始终老实的样子,我们都很同情他。也许诚实的人生长在虚假的年代,诚实的人就注定要倒霉。他经常协助我工作,因为刚开工,大家急着要工具,常常为此吵起来。我一个人忙得不可开交,每顿饭都得留着,等到大家全上工地去,才能吃得安稳。
后来据说是指挥部发现我这个难得的“人才”,又把我调去指挥部当“宣教”,负责对民工的宣传教育。其实只是个官名儿,并没有多少具体工作可做,还是我自己出主意编了一些顺口溜、诗歌、民谣之类印发到各中队去,做些宣传鼓动工作。更多时候是代表指挥部下到各中队了解情况。中队里那些干部都比我年龄大,有的当了多年的农村干部,可还是诚惶诚恐地称我“老何”,把我当成“钦差大臣”,敬重地向民工介绍我是“指挥部派来的”,我感到很不自在,自己没有丰富的阅历,也没有什么能耐,更没有任何功劳可谈,如此受人尊敬,心里有愧。只因为有人给我封了官,比起在水库工地劳动时,身价就大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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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同学不忘旧情,放了暑假就来家里找我,安慰我,也给我带来大学里的生活、他乡的风光。那赞美声、那幸福后的回味,令人神往、忌妒。我常常听着、想着,极力装得无所谓。有时也远远躲开,我知道已和他们不是一路人,只能在自己的生活中去寻找该做的事。
我决定找街道党支书谈心,告诉他我已经无法忍受这种快让人窒息的生活。支书倒很热情,打消我不少思想顾虑,教我如何适应社会的要求,说政治只是一种手段,从来不讲仁慈,不讲信用,只有欺诈和相互利用。有些事不一定要向上讲,有时反而纠缠不清。他这种坦率令我惊讶!也大长了见识。尽管我觉得不象是纯洁的东西,现实的确如此,要善于见风转舵,观颜察色,顺应潮流,不管这潮流是否正确。支书甚至举了不少实例。我象是恍然大悟,却也越发糊涂,在心里对支书由原来的敬畏、崇拜,转为对他的蔑视和虚伪。
支书倒是很乐意交给我一些工作,看样子还信任,我又继续在街委会干起来了,后来街政府里有许多工作都落到我身上。我曾经独当一面带领居民去抗洪抢险,到乡下征购粮食,也曾独自召开群众大会,布置中心任务。支书对我的工作十分满意,连公社党委书记也很赏识我的工作表现,下到街道来就亲切地叫我“小何”。
十二月惠女水库渠道工程开工。公社决定调我去工地指挥部当干部,任中队材料员,负责劳动工具的领取,分配和保管。接到通知第二天我就去报道。中队部由五人组成:指导员,正副中队长,施工员和我。指导员是位土改干部,有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曾任农村大队的党支书,听说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点名批判”。为此他十分想不通,经常在闲谈中说:“一个大队一年缴多少公粮,征购多少粮食,分给社员多少口粮,都是有案可查的,合起来一年多少产量是明摆着。可是敢说假话,吹牛皮的受到表扬,实事求是汇报产量倒变成‘右倾’。”看他始终老实的样子,我们都很同情他。也许诚实的人生长在虚假的年代,诚实的人就注定要倒霉。他经常协助我工作,因为刚开工,大家急着要工具,常常为此吵起来。我一个人忙得不可开交,每顿饭都得留着,等到大家全上工地去,才能吃得安稳。
后来据说是指挥部发现我这个难得的“人才”,又把我调去指挥部当“宣教”,负责对民工的宣传教育。其实只是个官名儿,并没有多少具体工作可做,还是我自己出主意编了一些顺口溜、诗歌、民谣之类印发到各中队去,做些宣传鼓动工作。更多时候是代表指挥部下到各中队了解情况。中队里那些干部都比我年龄大,有的当了多年的农村干部,可还是诚惶诚恐地称我“老何”,把我当成“钦差大臣”,敬重地向民工介绍我是“指挥部派来的”,我感到很不自在,自己没有丰富的阅历,也没有什么能耐,更没有任何功劳可谈,如此受人尊敬,心里有愧。只因为有人给我封了官,比起在水库工地劳动时,身价就大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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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同学不忘旧情,放了暑假就来家里找我,安慰我,也给我带来大学里的生活、他乡的风光。那赞美声、那幸福后的回味,令人神往、忌妒。我常常听着、想着,极力装得无所谓。有时也远远躲开,我知道已和他们不是一路人,只能在自己的生活中去寻找该做的事。
我决定找街道党支书谈心,告诉他我已经无法忍受这种快让人窒息的生活。支书倒很热情,打消我不少思想顾虑,教我如何适应社会的要求,说政治只是一种手段,从来不讲仁慈,不讲信用,只有欺诈和相互利用。有些事不一定要向上讲,有时反而纠缠不清。他这种坦率令我惊讶!也大长了见识。尽管我觉得不象是纯洁的东西,现实的确如此,要善于见风转舵,观颜察色,顺应潮流,不管这潮流是否正确。支书甚至举了不少实例。我象是恍然大悟,却也越发糊涂,在心里对支书由原来的敬畏、崇拜,转为对他的蔑视和虚伪。
支书倒是很乐意交给我一些工作,看样子还信任,我又继续在街委会干起来了,后来街政府里有许多工作都落到我身上。我曾经独当一面带领居民去抗洪抢险,到乡下征购粮食,也曾独自召开群众大会,布置中心任务。支书对我的工作十分满意,连公社党委书记也很赏识我的工作表现,下到街道来就亲切地叫我“小何”。
十二月惠女水库渠道工程开工。公社决定调我去工地指挥部当干部,任中队材料员,负责劳动工具的领取,分配和保管。接到通知第二天我就去报道。中队部由五人组成:指导员,正副中队长,施工员和我。指导员是位土改干部,有丰富的农村工作经验,曾任农村大队的党支书,听说在“反右倾”运动中受到“点名批判”。为此他十分想不通,经常在闲谈中说:“一个大队一年缴多少公粮,征购多少粮食,分给社员多少口粮,都是有案可查的,合起来一年多少产量是明摆着。可是敢说假话,吹牛皮的受到表扬,实事求是汇报产量倒变成‘右倾’。”看他始终老实的样子,我们都很同情他。也许诚实的人生长在虚假的年代,诚实的人就注定要倒霉。他经常协助我工作,因为刚开工,大家急着要工具,常常为此吵起来。我一个人忙得不可开交,每顿饭都得留着,等到大家全上工地去,才能吃得安稳。
后来据说是指挥部发现我这个难得的“人才”,又把我调去指挥部当“宣教”,负责对民工的宣传教育。其实只是个官名儿,并没有多少具体工作可做,还是我自己出主意编了一些顺口溜、诗歌、民谣之类印发到各中队去,做些宣传鼓动工作。更多时候是代表指挥部下到各中队了解情况。中队里那些干部都比我年龄大,有的当了多年的农村干部,可还是诚惶诚恐地称我“老何”,把我当成“钦差大臣”,敬重地向民工介绍我是“指挥部派来的”,我感到很不自在,自己没有丰富的阅历,也没有什么能耐,更没有任何功劳可谈,如此受人尊敬,心里有愧。只因为有人给我封了官,比起在水库工地劳动时,身价就大不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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