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人生挣扎――为了理想（4）（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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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希望我找工作。是呀！我总不能老呆在家里靠父母来养活，至少我应该自立。我决定先去找个糊口的。只要听说哪里有招工，不管喜欢不喜欢，我都跑去碰运气。

泉州歌舞团要招演员，自己做梦也不曾想过要去当一名演员，但我还是去试了。面试时唱了两首歌，导演听了很满意，说我有天赋，素质不错，乐感很强，有培养前途。他原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歌唱家，曾灌制过唱片，是解放军总政文工团的台柱子，因政历问题被清洗回家，前年“大跃进”急需人才，才把他从管制中弄出来，那时是“戴着反革命帽子干革命工作”。他就是后来才被“发现”的《康定情歌》采编者吴文季先生。如今，在他去世近半个世纪后又被当作“人民音乐家”广为宣传、缅怀和纪念。当时他作不了主，要汇报给团领导，还要跟我所在的街政府联系，然后才能通知我。后来他们“联系”过了，团领导回信要我安心在街政府工作。我心里明白，跟考大学一样，还是“政治”在作崇。

又一次是泉州地质局要招收一批学徒去当化验员，这可是我喜欢干的工作。我找到招工人员，自我一介绍，他立即表示欢迎，拿出表格让我填写，只要街政府盖个公章，表示同意就行。但是出于同样原因，我得不到盖章证明，也就当不了学徒。

我不死心，又到县工业局去打听，好容易觅到一份工作，说定了只要有一张街政府的证明信就可以进去。我找支书说明来意。想不到这次他二话没说就爽快地给我开了一张“证明信”，表明我政治上是清白的。我高兴极了，以为从此要结束流浪者的生活。这张“证明信”简直就是“生命线”，有了它我就可以复活了。当我兴高彩烈跑进县工业局，原先答应我的那位负责同志，却连看也不看一眼我递过去的“证明信”就说：“你先回去，我们研究一下再说。”当时我还蒙在鼓里，不明白这“研究”的真正含义。原来当我前脚跨出街政府的大门，党支书就抢在前头给工业局打电话，说明我的情况，表示那张“证明信”不算数。这些都是支书后来向别人传授他的“工作方法”时，披露出来，别人又转告于我，要我“放聪明点”，我才恍然大悟。

对此我不敢抗争，也无从抗争，他们从来不明着说。支书的态度，我也摸不透。是因为在他看来，我确实有“问题”，他不能给我“证明”。还是因为上面有暗示，他不敢给我“证明”。或者是在当时就因为我没有在金钱物质方面有所表示，而故意不给我“证明”？

更可怕的是，我连当个临时工也不行了。夏粮收购季节，我到粮食收购站打短工。才干几天，公安派出所去那里检查治安工作。当晚，负责人就把我辞退了，同时出来的另一位据说是“坏分子”。显然，我已经成了一名不公开宣布的“四类分子”，所谓“内专对象”，失去一切权利，不光大学进不去，招工不允许，连求生糊口的路也被堵死。当然，在一些人看来，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甚至是必要的。就象奴隶社会，奴隶主为了保护他的利益有权随意杀戳奴隶一样，这是他的权限，即使错杀了，也不会怪罪奴隶主，因为奴隶本来就没有任何权利可言。当时的“四类分子”跟奴隶，几乎没有什么差别，都是最底层的贱民，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权利。也许有人会理直气壮地说：“对那些人，人民就是奴隶主，他们是专政对象，还想翻天吗？”道理看似简单，真实情况果真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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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希望我找工作。是呀！我总不能老呆在家里靠父母来养活，至少我应该自立。我决定先去找个糊口的。只要听说哪里有招工，不管喜欢不喜欢，我都跑去碰运气。

泉州歌舞团要招演员，自己做梦也不曾想过要去当一名演员，但我还是去试了。面试时唱了两首歌，导演听了很满意，说我有天赋，素质不错，乐感很强，有培养前途。他原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歌唱家，曾灌制过唱片，是解放军总政文工团的台柱子，因政历问题被清洗回家，前年“大跃进”急需人才，才把他从管制中弄出来，那时是“戴着反革命帽子干革命工作”。他就是后来才被“发现”的《康定情歌》采编者吴文季先生。如今，在他去世近半个世纪后又被当作“人民音乐家”广为宣传、缅怀和纪念。当时他作不了主，要汇报给团领导，还要跟我所在的街政府联系，然后才能通知我。后来他们“联系”过了，团领导回信要我安心在街政府工作。我心里明白，跟考大学一样，还是“政治”在作崇。

又一次是泉州地质局要招收一批学徒去当化验员，这可是我喜欢干的工作。我找到招工人员，自我一介绍，他立即表示欢迎，拿出表格让我填写，只要街政府盖个公章，表示同意就行。但是出于同样原因，我得不到盖章证明，也就当不了学徒。

我不死心，又到县工业局去打听，好容易觅到一份工作，说定了只要有一张街政府的证明信就可以进去。我找支书说明来意。想不到这次他二话没说就爽快地给我开了一张“证明信”，表明我政治上是清白的。我高兴极了，以为从此要结束流浪者的生活。这张“证明信”简直就是“生命线”，有了它我就可以复活了。当我兴高彩烈跑进县工业局，原先答应我的那位负责同志，却连看也不看一眼我递过去的“证明信”就说：“你先回去，我们研究一下再说。”当时我还蒙在鼓里，不明白这“研究”的真正含义。原来当我前脚跨出街政府的大门，党支书就抢在前头给工业局打电话，说明我的情况，表示那张“证明信”不算数。这些都是支书后来向别人传授他的“工作方法”时，披露出来，别人又转告于我，要我“放聪明点”，我才恍然大悟。

对此我不敢抗争，也无从抗争，他们从来不明着说。支书的态度，我也摸不透。是因为在他看来，我确实有“问题”，他不能给我“证明”。还是因为上面有暗示，他不敢给我“证明”。或者是在当时就因为我没有在金钱物质方面有所表示，而故意不给我“证明”？

更可怕的是，我连当个临时工也不行了。夏粮收购季节，我到粮食收购站打短工。才干几天，公安派出所去那里检查治安工作。当晚，负责人就把我辞退了，同时出来的另一位据说是“坏分子”。显然，我已经成了一名不公开宣布的“四类分子”，所谓“内专对象”，失去一切权利，不光大学进不去，招工不允许，连求生糊口的路也被堵死。当然，在一些人看来，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甚至是必要的。就象奴隶社会，奴隶主为了保护他的利益有权随意杀戳奴隶一样，这是他的权限，即使错杀了，也不会怪罪奴隶主，因为奴隶本来就没有任何权利可言。当时的“四类分子”跟奴隶，几乎没有什么差别，都是最底层的贱民，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权利。也许有人会理直气壮地说：“对那些人，人民就是奴隶主，他们是专政对象，还想翻天吗？”道理看似简单，真实情况果真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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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希望我找工作。是呀！我总不能老呆在家里靠父母来养活，至少我应该自立。我决定先去找个糊口的。只要听说哪里有招工，不管喜欢不喜欢，我都跑去碰运气。

泉州歌舞团要招演员，自己做梦也不曾想过要去当一名演员，但我还是去试了。面试时唱了两首歌，导演听了很满意，说我有天赋，素质不错，乐感很强，有培养前途。他原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歌唱家，曾灌制过唱片，是解放军总政文工团的台柱子，因政历问题被清洗回家，前年“大跃进”急需人才，才把他从管制中弄出来，那时是“戴着反革命帽子干革命工作”。他就是后来才被“发现”的《康定情歌》采编者吴文季先生。如今，在他去世近半个世纪后又被当作“人民音乐家”广为宣传、缅怀和纪念。当时他作不了主，要汇报给团领导，还要跟我所在的街政府联系，然后才能通知我。后来他们“联系”过了，团领导回信要我安心在街政府工作。我心里明白，跟考大学一样，还是“政治”在作崇。

又一次是泉州地质局要招收一批学徒去当化验员，这可是我喜欢干的工作。我找到招工人员，自我一介绍，他立即表示欢迎，拿出表格让我填写，只要街政府盖个公章，表示同意就行。但是出于同样原因，我得不到盖章证明，也就当不了学徒。

我不死心，又到县工业局去打听，好容易觅到一份工作，说定了只要有一张街政府的证明信就可以进去。我找支书说明来意。想不到这次他二话没说就爽快地给我开了一张“证明信”，表明我政治上是清白的。我高兴极了，以为从此要结束流浪者的生活。这张“证明信”简直就是“生命线”，有了它我就可以复活了。当我兴高彩烈跑进县工业局，原先答应我的那位负责同志，却连看也不看一眼我递过去的“证明信”就说：“你先回去，我们研究一下再说。”当时我还蒙在鼓里，不明白这“研究”的真正含义。原来当我前脚跨出街政府的大门，党支书就抢在前头给工业局打电话，说明我的情况，表示那张“证明信”不算数。这些都是支书后来向别人传授他的“工作方法”时，披露出来，别人又转告于我，要我“放聪明点”，我才恍然大悟。

对此我不敢抗争，也无从抗争，他们从来不明着说。支书的态度，我也摸不透。是因为在他看来，我确实有“问题”，他不能给我“证明”。还是因为上面有暗示，他不敢给我“证明”。或者是在当时就因为我没有在金钱物质方面有所表示，而故意不给我“证明”？

更可怕的是，我连当个临时工也不行了。夏粮收购季节，我到粮食收购站打短工。才干几天，公安派出所去那里检查治安工作。当晚，负责人就把我辞退了，同时出来的另一位据说是“坏分子”。显然，我已经成了一名不公开宣布的“四类分子”，所谓“内专对象”，失去一切权利，不光大学进不去，招工不允许，连求生糊口的路也被堵死。当然，在一些人看来，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甚至是必要的。就象奴隶社会，奴隶主为了保护他的利益有权随意杀戳奴隶一样，这是他的权限，即使错杀了，也不会怪罪奴隶主，因为奴隶本来就没有任何权利可言。当时的“四类分子”跟奴隶，几乎没有什么差别，都是最底层的贱民，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权利。也许有人会理直气壮地说：“对那些人，人民就是奴隶主，他们是专政对象，还想翻天吗？”道理看似简单，真实情况果真如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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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希望我找工作。是呀！我总不能老呆在家里靠父母来养活，至少我应该自立。我决定先去找个糊口的。只要听说哪里有招工，不管喜欢不喜欢，我都跑去碰运气。

泉州歌舞团要招演员，自己做梦也不曾想过要去当一名演员，但我还是去试了。面试时唱了两首歌，导演听了很满意，说我有天赋，素质不错，乐感很强，有培养前途。他原是一位颇有名气的歌唱家，曾灌制过唱片，是解放军总政文工团的台柱子，因政历问题被清洗回家，前年“大跃进”急需人才，才把他从管制中弄出来，那时是“戴着反革命帽子干革命工作”。他就是后来才被“发现”的《康定情歌》采编者吴文季先生。如今，在他去世近半个世纪后又被当作“人民音乐家”广为宣传、缅怀和纪念。当时他作不了主，要汇报给团领导，还要跟我所在的街政府联系，然后才能通知我。后来他们“联系”过了，团领导回信要我安心在街政府工作。我心里明白，跟考大学一样，还是“政治”在作崇。

又一次是泉州地质局要招收一批学徒去当化验员，这可是我喜欢干的工作。我找到招工人员，自我一介绍，他立即表示欢迎，拿出表格让我填写，只要街政府盖个公章，表示同意就行。但是出于同样原因，我得不到盖章证明，也就当不了学徒。

我不死心，又到县工业局去打听，好容易觅到一份工作，说定了只要有一张街政府的证明信就可以进去。我找支书说明来意。想不到这次他二话没说就爽快地给我开了一张“证明信”，表明我政治上是清白的。我高兴极了，以为从此要结束流浪者的生活。这张“证明信”简直就是“生命线”，有了它我就可以复活了。当我兴高彩烈跑进县工业局，原先答应我的那位负责同志，却连看也不看一眼我递过去的“证明信”就说：“你先回去，我们研究一下再说。”当时我还蒙在鼓里，不明白这“研究”的真正含义。原来当我前脚跨出街政府的大门，党支书就抢在前头给工业局打电话，说明我的情况，表示那张“证明信”不算数。这些都是支书后来向别人传授他的“工作方法”时，披露出来，别人又转告于我，要我“放聪明点”，我才恍然大悟。

对此我不敢抗争，也无从抗争，他们从来不明着说。支书的态度，我也摸不透。是因为在他看来，我确实有“问题”，他不能给我“证明”。还是因为上面有暗示，他不敢给我“证明”。或者是在当时就因为我没有在金钱物质方面有所表示，而故意不给我“证明”？

更可怕的是，我连当个临时工也不行了。夏粮收购季节，我到粮食收购站打短工。才干几天，公安派出所去那里检查治安工作。当晚，负责人就把我辞退了，同时出来的另一位据说是“坏分子”。显然，我已经成了一名不公开宣布的“四类分子”，所谓“内专对象”，失去一切权利，不光大学进不去，招工不允许，连求生糊口的路也被堵死。当然，在一些人看来，这似乎是理所当然，甚至是必要的。就象奴隶社会，奴隶主为了保护他的利益有权随意杀戳奴隶一样，这是他的权限，即使错杀了，也不会怪罪奴隶主，因为奴隶本来就没有任何权利可言。当时的“四类分子”跟奴隶，几乎没有什么差别，都是最底层的贱民，失去了做人的基本权利。也许有人会理直气壮地说：“对那些人，人民就是奴隶主，他们是专政对象，还想翻天吗？”道理看似简单，真实情况果真如此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