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人生漂泊――发配“边疆”（7）（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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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片刻，路上的疲劳逐渐消失，一股悲凉涌上心头，想到这里离家四十多华里，交通又不便，回去一趟不容易，加上没有电灯，没有影院，几个同事一张张都是陌生的脸，他们的内心更难捉摸。我对这次调动真的感到难过，觉得自己被人出卖了，被发配到这荒凉的“边疆”来。尽管我工作一丝不苟，拼命干出成绩，只因为想报考大学，便遭如此报复，这就是现实呀！

两位教师见我闷闷不乐，热情地邀我到村里走走。村子不算大，有一条狭长的小街，两边开几爿杂货店和小饭馆。环境还清洁，男村民大多出海捕鱼和搞航海运输。只有妇女在家种田。但农业不是主要收入，许多人弃农经商到外乡当肩挑小贩。

第二天到附近的中心小学开会，听取传达上级对“教改”的指示。那些对我不成问题，“减轻学生负担，调动学习积极性，造成一个生动活泼的场面”，早就是我所赞成的。传达者却列举种种思想顾虑，似乎教师都想不通，不愿意。下午是小组讨论，漫谈国内外形势。一些教师在会上直言不讳地说：“形势大好，农民大倒”。大家反映增产不增放，一分工分几厘钱，社员对出工不感兴趣，经常聚在田头谈天说地，消磨时光。有的教师还举出不少具体例子。我看出这里有几位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年青人，业务水平不低。他们的话很中听，不象城里的老教师，每次政治学习都讲些客套话、时髦话、恭维话，以此表明自己安分守纪，不得罪政治，甚至讨好政治。我也以低沉的语调讲了几句，想不到还很不容易，当我准备发言，才发觉机会不是常有的，几次正要开口，已被别人抢先，我又不想在争论中发表意见，还想保持一种“城里人的矜持”。

第三天会议讨论如何“突出政治”就不那么热烈。这是大题目，众人敬而远之，一开始就互相观望。组长启发了几次，响应的只是几声冷落的咳嗽。后来一位自称“不懂”的人开了腔，他不着边际地谈了一通重要性，一点不接触实际。接着又是一阵沉默。组长再次“启发”，不知谁说了一声“墙上的标语字写得不错。”立即你一言我一语地评论起来。组长提醒大家“言归正传”，又都静了下去，直到休息的哨子响过，会场才又热闹起来。这样的讨论无疑在浪费时间。然而上级布置的任务，谁敢不执行？

大会结束前，党支书特地交代了晚婚节育的事，强调要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抓。对于“政治”，谁也不敢怠慢；不属“政治”便想松口气。领导大概已觉察到这种偏向，只好事事套上“政治”标签。尽管如此，大家心里明白，口上喊“政治”，行动仍当儿戏。这就是“突出政治”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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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片刻，路上的疲劳逐渐消失，一股悲凉涌上心头，想到这里离家四十多华里，交通又不便，回去一趟不容易，加上没有电灯，没有影院，几个同事一张张都是陌生的脸，他们的内心更难捉摸。我对这次调动真的感到难过，觉得自己被人出卖了，被发配到这荒凉的“边疆”来。尽管我工作一丝不苟，拼命干出成绩，只因为想报考大学，便遭如此报复，这就是现实呀！

两位教师见我闷闷不乐，热情地邀我到村里走走。村子不算大，有一条狭长的小街，两边开几爿杂货店和小饭馆。环境还清洁，男村民大多出海捕鱼和搞航海运输。只有妇女在家种田。但农业不是主要收入，许多人弃农经商到外乡当肩挑小贩。

第二天到附近的中心小学开会，听取传达上级对“教改”的指示。那些对我不成问题，“减轻学生负担，调动学习积极性，造成一个生动活泼的场面”，早就是我所赞成的。传达者却列举种种思想顾虑，似乎教师都想不通，不愿意。下午是小组讨论，漫谈国内外形势。一些教师在会上直言不讳地说：“形势大好，农民大倒”。大家反映增产不增放，一分工分几厘钱，社员对出工不感兴趣，经常聚在田头谈天说地，消磨时光。有的教师还举出不少具体例子。我看出这里有几位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年青人，业务水平不低。他们的话很中听，不象城里的老教师，每次政治学习都讲些客套话、时髦话、恭维话，以此表明自己安分守纪，不得罪政治，甚至讨好政治。我也以低沉的语调讲了几句，想不到还很不容易，当我准备发言，才发觉机会不是常有的，几次正要开口，已被别人抢先，我又不想在争论中发表意见，还想保持一种“城里人的矜持”。

第三天会议讨论如何“突出政治”就不那么热烈。这是大题目，众人敬而远之，一开始就互相观望。组长启发了几次，响应的只是几声冷落的咳嗽。后来一位自称“不懂”的人开了腔，他不着边际地谈了一通重要性，一点不接触实际。接着又是一阵沉默。组长再次“启发”，不知谁说了一声“墙上的标语字写得不错。”立即你一言我一语地评论起来。组长提醒大家“言归正传”，又都静了下去，直到休息的哨子响过，会场才又热闹起来。这样的讨论无疑在浪费时间。然而上级布置的任务，谁敢不执行？

大会结束前，党支书特地交代了晚婚节育的事，强调要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抓。对于“政治”，谁也不敢怠慢；不属“政治”便想松口气。领导大概已觉察到这种偏向，只好事事套上“政治”标签。尽管如此，大家心里明白，口上喊“政治”，行动仍当儿戏。这就是“突出政治”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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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息片刻，路上的疲劳逐渐消失，一股悲凉涌上心头，想到这里离家四十多华里，交通又不便，回去一趟不容易，加上没有电灯，没有影院，几个同事一张张都是陌生的脸，他们的内心更难捉摸。我对这次调动真的感到难过，觉得自己被人出卖了，被发配到这荒凉的“边疆”来。尽管我工作一丝不苟，拼命干出成绩，只因为想报考大学，便遭如此报复，这就是现实呀！

两位教师见我闷闷不乐，热情地邀我到村里走走。村子不算大，有一条狭长的小街，两边开几爿杂货店和小饭馆。环境还清洁，男村民大多出海捕鱼和搞航海运输。只有妇女在家种田。但农业不是主要收入，许多人弃农经商到外乡当肩挑小贩。

第二天到附近的中心小学开会，听取传达上级对“教改”的指示。那些对我不成问题，“减轻学生负担，调动学习积极性，造成一个生动活泼的场面”，早就是我所赞成的。传达者却列举种种思想顾虑，似乎教师都想不通，不愿意。下午是小组讨论，漫谈国内外形势。一些教师在会上直言不讳地说：“形势大好，农民大倒”。大家反映增产不增放，一分工分几厘钱，社员对出工不感兴趣，经常聚在田头谈天说地，消磨时光。有的教师还举出不少具体例子。我看出这里有几位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年青人，业务水平不低。他们的话很中听，不象城里的老教师，每次政治学习都讲些客套话、时髦话、恭维话，以此表明自己安分守纪，不得罪政治，甚至讨好政治。我也以低沉的语调讲了几句，想不到还很不容易，当我准备发言，才发觉机会不是常有的，几次正要开口，已被别人抢先，我又不想在争论中发表意见，还想保持一种“城里人的矜持”。

第三天会议讨论如何“突出政治”就不那么热烈。这是大题目，众人敬而远之，一开始就互相观望。组长启发了几次，响应的只是几声冷落的咳嗽。后来一位自称“不懂”的人开了腔，他不着边际地谈了一通重要性，一点不接触实际。接着又是一阵沉默。组长再次“启发”，不知谁说了一声“墙上的标语字写得不错。”立即你一言我一语地评论起来。组长提醒大家“言归正传”，又都静了下去，直到休息的哨子响过，会场才又热闹起来。这样的讨论无疑在浪费时间。然而上级布置的任务，谁敢不执行？

大会结束前，党支书特地交代了晚婚节育的事，强调要当作一项政治任务来抓。对于“政治”，谁也不敢怠慢；不属“政治”便想松口气。领导大概已觉察到这种偏向，只好事事套上“政治”标签。尽管如此，大家心里明白，口上喊“政治”，行动仍当儿戏。这就是“突出政治”的后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