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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同志显然把我看成是一个走“白专”道路的人,他并且了解到我曾经屡次想考大学,就肯定地说:“有的人总不安心工作,一心想考大学成名成家,这是资产阶级名誉地位在作怪……”我想有些人喜欢以己度人,有时他评判别人的话,放在自己身上,往往再合适不过。我眉头一皱,想不到貌似庞然大物的工作队,也是这种论调。当时我仅在心里强烈地反驳:“难道一个人不能有更高的理想?不能努力使自己对社会的贡献大一点?难道只有下决心当农民才是进步的表现?”刘同志最后说:“大家反映你骄傲自大,目无领导,你要检查一下自己的生活作风和思想根源。”
我心里一惊,难道刘同志不调查个明白就深信不疑。如此偏听偏信,叫我从何说起,即使说了也改变不掉他已形成的概念。我向来不懂得为自己说情辩解,不懂得防范他人。我一如既往,只知道从工作出发,从集体的利益出发,去想,去说,去做。我以为工作队自会洞察一切,分辨是非,我把他们看得过于理想化了。我又不愿到处去对人埋怨数苦,这是奴隶的声音,一旦得不到同情和支持,懊丧就更深,甚至把不满的情绪泄向听你数苦的人。
我提醒刘同志,校长对我那天提他的意见是很反感的。但是他不肯承认是因为校长的缘故,说是每个人都要过好“社教”这一关,要在“社教”中接受“教育”。大概一个善于讨好的人,会被当作有教养的绅士;一个坦诚相告的人,则成了鲁莽的汉子。其实坦言如雷鸣闪电,过后晴朗;沉默才如乌云浓雾,令人恐惧。我对刘同志感到不解。好吧!检查就检查,能帮助我更坚强起来,改掉劣习,倒是欢迎的。我答应了。
那天晚上由我作“检查”。校长摆出一付“公正”的样子来“帮助”我认识错误,说我如此下去,将滑到修正主义的泥坑云云。他替我打算的是怎样以利诱我,叫我贪财而从,以政治胁迫我,叫我屈节而跟。我冷静地听着,不作争论,我的志趣别人无从理解,让他去胡乱猜想吧!去嘲笑也罢,惋惜也罢,犯不着让别人知道我的理想。教师们也在会上附炎趋势说了些讨好校长的话。我又成众矢之的。多么不公平!历史还在重演,不但我没有吸取教训,领导也照样在玩弄政治花招,这种事真不知道何时才能了结。刘同志最后还赞扬校长“热心帮助我进步”。也许,从来都是领导帮助群众“进步”,没有群众帮助领导进步的道理。难道每次运动整来整去,最终还是落在群众头上?
10月9日涯崎村“社教”工作队姜队长到学校召开座谈会,了解学校中的“教改”情况。我坐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心里正为自己总是信口开河,随意发表意见,而得罪别人,感到懊悔,那天是有意要避开。姜队长却象在搜寻什么,一双犀利的眼睛突然找到我身上,竟指名叫我说几句。我摇头摆手,再三不肯。最终还是经不住众人的哄劝,又抖出平日积压在心里的几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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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同志显然把我看成是一个走“白专”道路的人,他并且了解到我曾经屡次想考大学,就肯定地说:“有的人总不安心工作,一心想考大学成名成家,这是资产阶级名誉地位在作怪……”我想有些人喜欢以己度人,有时他评判别人的话,放在自己身上,往往再合适不过。我眉头一皱,想不到貌似庞然大物的工作队,也是这种论调。当时我仅在心里强烈地反驳:“难道一个人不能有更高的理想?不能努力使自己对社会的贡献大一点?难道只有下决心当农民才是进步的表现?”刘同志最后说:“大家反映你骄傲自大,目无领导,你要检查一下自己的生活作风和思想根源。”
我心里一惊,难道刘同志不调查个明白就深信不疑。如此偏听偏信,叫我从何说起,即使说了也改变不掉他已形成的概念。我向来不懂得为自己说情辩解,不懂得防范他人。我一如既往,只知道从工作出发,从集体的利益出发,去想,去说,去做。我以为工作队自会洞察一切,分辨是非,我把他们看得过于理想化了。我又不愿到处去对人埋怨数苦,这是奴隶的声音,一旦得不到同情和支持,懊丧就更深,甚至把不满的情绪泄向听你数苦的人。
我提醒刘同志,校长对我那天提他的意见是很反感的。但是他不肯承认是因为校长的缘故,说是每个人都要过好“社教”这一关,要在“社教”中接受“教育”。大概一个善于讨好的人,会被当作有教养的绅士;一个坦诚相告的人,则成了鲁莽的汉子。其实坦言如雷鸣闪电,过后晴朗;沉默才如乌云浓雾,令人恐惧。我对刘同志感到不解。好吧!检查就检查,能帮助我更坚强起来,改掉劣习,倒是欢迎的。我答应了。
那天晚上由我作“检查”。校长摆出一付“公正”的样子来“帮助”我认识错误,说我如此下去,将滑到修正主义的泥坑云云。他替我打算的是怎样以利诱我,叫我贪财而从,以政治胁迫我,叫我屈节而跟。我冷静地听着,不作争论,我的志趣别人无从理解,让他去胡乱猜想吧!去嘲笑也罢,惋惜也罢,犯不着让别人知道我的理想。教师们也在会上附炎趋势说了些讨好校长的话。我又成众矢之的。多么不公平!历史还在重演,不但我没有吸取教训,领导也照样在玩弄政治花招,这种事真不知道何时才能了结。刘同志最后还赞扬校长“热心帮助我进步”。也许,从来都是领导帮助群众“进步”,没有群众帮助领导进步的道理。难道每次运动整来整去,最终还是落在群众头上?
10月9日涯崎村“社教”工作队姜队长到学校召开座谈会,了解学校中的“教改”情况。我坐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心里正为自己总是信口开河,随意发表意见,而得罪别人,感到懊悔,那天是有意要避开。姜队长却象在搜寻什么,一双犀利的眼睛突然找到我身上,竟指名叫我说几句。我摇头摆手,再三不肯。最终还是经不住众人的哄劝,又抖出平日积压在心里的几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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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同志显然把我看成是一个走“白专”道路的人,他并且了解到我曾经屡次想考大学,就肯定地说:“有的人总不安心工作,一心想考大学成名成家,这是资产阶级名誉地位在作怪……”我想有些人喜欢以己度人,有时他评判别人的话,放在自己身上,往往再合适不过。我眉头一皱,想不到貌似庞然大物的工作队,也是这种论调。当时我仅在心里强烈地反驳:“难道一个人不能有更高的理想?不能努力使自己对社会的贡献大一点?难道只有下决心当农民才是进步的表现?”刘同志最后说:“大家反映你骄傲自大,目无领导,你要检查一下自己的生活作风和思想根源。”
我心里一惊,难道刘同志不调查个明白就深信不疑。如此偏听偏信,叫我从何说起,即使说了也改变不掉他已形成的概念。我向来不懂得为自己说情辩解,不懂得防范他人。我一如既往,只知道从工作出发,从集体的利益出发,去想,去说,去做。我以为工作队自会洞察一切,分辨是非,我把他们看得过于理想化了。我又不愿到处去对人埋怨数苦,这是奴隶的声音,一旦得不到同情和支持,懊丧就更深,甚至把不满的情绪泄向听你数苦的人。
我提醒刘同志,校长对我那天提他的意见是很反感的。但是他不肯承认是因为校长的缘故,说是每个人都要过好“社教”这一关,要在“社教”中接受“教育”。大概一个善于讨好的人,会被当作有教养的绅士;一个坦诚相告的人,则成了鲁莽的汉子。其实坦言如雷鸣闪电,过后晴朗;沉默才如乌云浓雾,令人恐惧。我对刘同志感到不解。好吧!检查就检查,能帮助我更坚强起来,改掉劣习,倒是欢迎的。我答应了。
那天晚上由我作“检查”。校长摆出一付“公正”的样子来“帮助”我认识错误,说我如此下去,将滑到修正主义的泥坑云云。他替我打算的是怎样以利诱我,叫我贪财而从,以政治胁迫我,叫我屈节而跟。我冷静地听着,不作争论,我的志趣别人无从理解,让他去胡乱猜想吧!去嘲笑也罢,惋惜也罢,犯不着让别人知道我的理想。教师们也在会上附炎趋势说了些讨好校长的话。我又成众矢之的。多么不公平!历史还在重演,不但我没有吸取教训,领导也照样在玩弄政治花招,这种事真不知道何时才能了结。刘同志最后还赞扬校长“热心帮助我进步”。也许,从来都是领导帮助群众“进步”,没有群众帮助领导进步的道理。难道每次运动整来整去,最终还是落在群众头上?
10月9日涯崎村“社教”工作队姜队长到学校召开座谈会,了解学校中的“教改”情况。我坐在一个不显眼的角落,心里正为自己总是信口开河,随意发表意见,而得罪别人,感到懊悔,那天是有意要避开。姜队长却象在搜寻什么,一双犀利的眼睛突然找到我身上,竟指名叫我说几句。我摇头摆手,再三不肯。最终还是经不住众人的哄劝,又抖出平日积压在心里的几点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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