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九回(4) 石破天惊朝臣说襟报 燕语莺啼野老叙天伦（2 / 2）

柳云涛听到安德鲁斯先生不久就要辞职的事，担心今后的工作会出现什么障碍，便向陶阿梅问道：“日后参赞先生辞职，你是否可以跟过来一块儿干呢？”

陶阿梅淡然笑道：“参赞先生一辞职我就等于下岗失业了。我们商量好是下来后一快干的！”柳云涛奇道；“你不是外交部服务局在编的干部吗？怎么也会下岗？象你这样的专业人员也会下岗？”

陶阿梅满腹牢骚地抱怨道；“现在不是在搞改革开放了吗！我们虽然是外交部服务局的在编干部，现在实行的也是聘任制；眼下局里正在搞干部管理体制的改革，象我们这样的专职翻译和我们服务对象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我们的服务对象干的长，我们就干的长；我们的服务对象一辞职，我们马上就得下岗。下来后还得等待重新应聘，罗嗦着呢！在不能重新受聘之前只能在家闲待着，由局里多少发点生活费，就和领低保差不多，靠得人待死不活的。所以我也不想在局里继续干下去了！“

柳云涛又问道：“象你们这样的外语翻译都是专业人才，还会找不到出路？给学生当家教也能挣口饭吃！”陶阿梅讪笑道：“情况不是这样的，要是英语专业的还好些。象我们学的西班牙语属于小语种，很少用的上的。现在就有朋友找我去做家教，一个月才给五百块钱，还不如当保姆的农村打工妹工资高。我说，得！我也别落个收钱，干脆尽义务算了！就把朋友给打发了！”

柳云涛感叹道：“真是想不到，象你这样的外语专业人才也免不了要下岗。我和杜总下岗是因为别无一技之长，没有办法；象你这样的专业人才下岗真是太可惜了。不过，**给的这个公职位置还是不可以丢的，到时候自己去交点劳动保险金，等年纪大了也好混个退休。”“给**扛了半辈子‘活’，到现在说不用就不用了！你又有什么办法？”陶阿梅神情沮丧地嘟嘟着。

杜民生听柳云涛和陶阿梅在一边唧唧喳喳地议论着，便凑上前来劝慰道：“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不给咱干，咱们就自己干。咱们现在不是已经有了自己的公司了吗！还怕找不到饭门！”忽又笑道：“现在咱们已经用不着为吃饭的事情发愁了！等这单鱼粉算下帐来，你们两位每人分不到一百万，至少也能分得###十万。有了这笔钱做垫底，干不干也就无所谓了。就是不下岗干到退休又能去挣多少钱呢？”

其实，象陶阿梅这样的人，下岗并不会给家庭生活增加什么压力。对于这一点，柳云涛的心里是最清楚不过的。陶阿梅的丈夫是外交部派驻到智利大使馆的武官参赞，是位副大使级的人物，官阶虽然不是很高，可做为驻外人员收入还是蛮高的。她一人下岗，无非是减少点家庭经济收入而几，不会落魄到吃不上饭的的步；况且父母又都是离休干部，家中只有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儿，要花钱的地方也不是很多。说到底，最后还有个退休接着，吃饭是用不着发愁的。可是做为一个知识妇女，本可自立的人，陡然说到要下岗，心里一下子还是难以平衡的过来，发点牢骚也是很正常的。谁让她遇上了这么倒霉的事呢！

听到杜民生在给自己打气鼓劲，陶阿梅又转怨为喜，笑道；“没什么，没什么，大不了给**少干几年，反正就是那么一猴眼子钱，也没什么可留恋的！”

安德鲁斯先生的汉语水平不是很高，但对杜、柳、陶三人的交谈尽可听得懂。他见三人同病相连忿忿不平的样子，便用不太流利的普通话说道：“用不着这么忧伤。全世界的人都是这样，工作是要靠自己去找的；失业和转换工作岗位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我在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回到秘鲁后就是自己找的工作。你们**中国的公有制过去搞得太僵化了，什么都要统统地管起来，把人都给管傻了。现在放开好，人类社会本来就该是这个样子的，这才叫回归自然，这才叫自由。‘海阔凭鱼吹，天高任鸟飞’嘛！我觉得你们中国的现行政策是很理性的！”

安德鲁斯先生的话一出口，杜民生和柳云涛都是大吃一惊。杜民生笑道：“参赞先生是会讲我们中国话的，那还劳动毛翻译给我们翻译干什么？”安德鲁斯先生赶忙解释道：“讲不好，讲不好！听还可以，讲只能讲一点点！”说着，又朝杜民生友好地笑了笑。

头顶上的一片云彩漫散，大家的话题便转了开来。安德鲁斯先生又说些秘鲁的民族风情和社会趣闻，让杜、柳二人很是神往。一晚上大家的酒虽然喝的不是甚多，聊的时间却不短，一直延续到夜间十点过后才告终席。安德鲁斯先生又驾车把杜、柳二人送回旅馆，然后便彬彬有礼地和陶阿梅告辞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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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鲁斯先生又问当前公司利润分配的情况。柳云涛应道：“这些事情都好商量。咱们有言在先，公司给你们二位留了20%的股份，在先只是个干股；这单鱼粉的利润算下来后，先要把你们认缴的注册资本留足，其余的钱你们可以自由支配。如果留在公司充做流动资金，公司按银行贷款利率付息。究竟怎么使用这些钱，完全由你们二人自主决定！”

等陶阿梅把柳云涛讲的话翻译给安德鲁斯先生听后，安德鲁斯先生笑道：“我们现在也不等钱用，先放在公司用吧；反正公司是我们自己的公司，也有我们俩的股份。如果日后辞职下来后，可能会用些钱，到时候原来住的房子就不能住了；因为现在住的房子是使馆统一租用的，辞职以后我要搬出来再自己去租房子。至于去不去公司出任总经理，现在讲还不到时候，还有将近一年的时间呢！到时候再说吧！”

杜民生道：“参赞日后要出来租房子，房租可以在公司列支，凭票到公司报帐。租一套商住合一的房子，连日常办公的地方也解决了。这个事情由我们来办！”

听杜民生这么一讲，安德鲁斯先生和陶阿梅均感喜出望外。陶阿梅随即把自己在建设银行开立的信用卡帐号写给了柳云涛，要他把每月的工资按时汇过来。安德鲁斯先生又要求杜民生和柳云涛按时把公司的财务报表发过来，以便掌握公司的日常经营状况，

四个人正在聊着，餐厅的服务员把酒菜陆续给送了上来。安德鲁斯先生不喝白酒，四个人选了瓶长城干红就比划着喝了起来。柳云涛仔细看了看安德鲁斯先生点的菜，尽是些红烧丸子、鱼香肉丝、麻辣豆腐、宫爆鸡丁、皮蛋豆腐、清蒸平鱼等家常菜；又见安德鲁斯先生吃的津津有味的样子，心道：“中华民族的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饮食名品繁多，色香味俱佳，这恐怕也是参赞先生乐不思蜀的重要原因之一吧！”

安德鲁斯先生心情舒畅，酒兴勃发，频频举杯，殷勤相劝，营造的酒桌上的气氛甚是温馨。但是他和中国人喝酒的风格全然不同，有点雷声大雨点儿小。杜民生和柳云涛都是碰杯必干，以表达自己的真情实意和对朋友的尊重。而他在每次碰杯之后只是小小地呷一口。就象是他杯中的酒有多么金贵似的，有点儿舍不得喝。陶阿梅类似男子的性格，喝酒时表现地特别爽，碰杯即喝，也是在慢慢地品着喝。

几杯酒下肚以后，安德鲁斯先生显得益发活跃起来。他眉飞色舞地向杜民生和柳云涛鼓动道：“咱们公司日后发达了，可以到我们秘鲁去投资办厂！到那时把我们自己工厂生产的鱼粉进口到中国来销售，利润岂不是更高！”他见杜民生、柳云涛二人洗耳恭听的样子，又鼓吹道：“现在不独中国对引进外资办厂有优惠政策，世界好多国家都有。在秘鲁办厂也有税收减免的优惠政策。你们二位回去向朋友们宣传宣传，这是个很好的发展方向！”

“这倒没曾听说过，外国竟也有招商引资的优惠政策？我们实在是孤随寡闻了。”杜民生饶有趣味地听着安德鲁斯先生的宣传，感叹地说道。又问道；“秘鲁现在的经济发达水平怎么样？是不是比我们中国要先进些？”

陶阿梅直接解释说：“秘鲁是个发展中的小国家，国力并不强。普通老百姓的生活还不如我们呢，这也是安德鲁斯先生不想回去的重要原因！”

“那里的工人工资肯定也不会太高？”杜民生忍不住自己的好奇**，又进一步追问道。陶阿梅权衡了一会儿，又解释道；“平均生活水平和我们国家也差不了多少。要是比起我国南方富庶的地区来，那可就差得远了！”

“那还是蛮有开发潜力的！”杜民生举起酒杯向安德鲁斯先生说道，“回到公司我就向朋友们宣传，争取早日把我们的工厂开到秘鲁去！”然后向安德鲁斯先生敬了一杯酒。

柳云涛听到安德鲁斯先生不久就要辞职的事，担心今后的工作会出现什么障碍，便向陶阿梅问道：“日后参赞先生辞职，你是否可以跟过来一块儿干呢？”

陶阿梅淡然笑道：“参赞先生一辞职我就等于下岗失业了。我们商量好是下来后一快干的！”柳云涛奇道；“你不是外交部服务局在编的干部吗？怎么也会下岗？象你这样的专业人员也会下岗？”

陶阿梅满腹牢骚地抱怨道；“现在不是在搞改革开放了吗！我们虽然是外交部服务局的在编干部，现在实行的也是聘任制；眼下局里正在搞干部管理体制的改革，象我们这样的专职翻译和我们服务对象的命运是连在一起的。我们的服务对象干的长，我们就干的长；我们的服务对象一辞职，我们马上就得下岗。下来后还得等待重新应聘，罗嗦着呢！在不能重新受聘之前只能在家闲待着，由局里多少发点生活费，就和领低保差不多，靠得人待死不活的。所以我也不想在局里继续干下去了！“

柳云涛又问道：“象你们这样的外语翻译都是专业人才，还会找不到出路？给学生当家教也能挣口饭吃！”陶阿梅讪笑道：“情况不是这样的，要是英语专业的还好些。象我们学的西班牙语属于小语种，很少用的上的。现在就有朋友找我去做家教，一个月才给五百块钱，还不如当保姆的农村打工妹工资高。我说，得！我也别落个收钱，干脆尽义务算了！就把朋友给打发了！”

柳云涛感叹道：“真是想不到，象你这样的外语专业人才也免不了要下岗。我和杜总下岗是因为别无一技之长，没有办法；象你这样的专业人才下岗真是太可惜了。不过，**给的这个公职位置还是不可以丢的，到时候自己去交点劳动保险金，等年纪大了也好混个退休。”“给**扛了半辈子‘活’，到现在说不用就不用了！你又有什么办法？”陶阿梅神情沮丧地嘟嘟着。

杜民生听柳云涛和陶阿梅在一边唧唧喳喳地议论着，便凑上前来劝慰道：“这有什么大不了的。**不给咱干，咱们就自己干。咱们现在不是已经有了自己的公司了吗！还怕找不到饭门！”忽又笑道：“现在咱们已经用不着为吃饭的事情发愁了！等这单鱼粉算下帐来，你们两位每人分不到一百万，至少也能分得###十万。有了这笔钱做垫底，干不干也就无所谓了。就是不下岗干到退休又能去挣多少钱呢？”

其实，象陶阿梅这样的人，下岗并不会给家庭生活增加什么压力。对于这一点，柳云涛的心里是最清楚不过的。陶阿梅的丈夫是外交部派驻到智利大使馆的武官参赞，是位副大使级的人物，官阶虽然不是很高，可做为驻外人员收入还是蛮高的。她一人下岗，无非是减少点家庭经济收入而几，不会落魄到吃不上饭的的步；况且父母又都是离休干部，家中只有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儿，要花钱的地方也不是很多。说到底，最后还有个退休接着，吃饭是用不着发愁的。可是做为一个知识妇女，本可自立的人，陡然说到要下岗，心里一下子还是难以平衡的过来，发点牢骚也是很正常的。谁让她遇上了这么倒霉的事呢！

听到杜民生在给自己打气鼓劲，陶阿梅又转怨为喜，笑道；“没什么，没什么，大不了给**少干几年，反正就是那么一猴眼子钱，也没什么可留恋的！”

安德鲁斯先生的汉语水平不是很高，但对杜、柳、陶三人的交谈尽可听得懂。他见三人同病相连忿忿不平的样子，便用不太流利的普通话说道：“用不着这么忧伤。全世界的人都是这样，工作是要靠自己去找的；失业和转换工作岗位都是很正常的事情。我在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回到秘鲁后就是自己找的工作。你们**中国的公有制过去搞得太僵化了，什么都要统统地管起来，把人都给管傻了。现在放开好，人类社会本来就该是这个样子的，这才叫回归自然，这才叫自由。‘海阔凭鱼吹，天高任鸟飞’嘛！我觉得你们中国的现行政策是很理性的！”

安德鲁斯先生的话一出口，杜民生和柳云涛都是大吃一惊。杜民生笑道：“参赞先生是会讲我们中国话的，那还劳动毛翻译给我们翻译干什么？”安德鲁斯先生赶忙解释道：“讲不好，讲不好！听还可以，讲只能讲一点点！”说着，又朝杜民生友好地笑了笑。

头顶上的一片云彩漫散，大家的话题便转了开来。安德鲁斯先生又说些秘鲁的民族风情和社会趣闻，让杜、柳二人很是神往。一晚上大家的酒虽然喝的不是甚多，聊的时间却不短，一直延续到夜间十点过后才告终席。安德鲁斯先生又驾车把杜、柳二人送回旅馆，然后便彬彬有礼地和陶阿梅告辞回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