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苏义志时下已年近七十，退休已有十来年了。屈指算来，柳云涛与他相识已有二十多个春秋了。那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当时的金海市还没有撤县建市。其时，柳云涛在县政府担任工业秘书，是县长们屁股后面的跟屁虫。因为梁州市要召开下属十七个县市农场的工业学大庆先进代表会议，指定要金海市红星机械厂的厂长在会上发言介绍先进经验；并要求提前将发言材料送梁州市工业学大庆办公室去修改。为此，县长亲自点将让柳云涛和红星机械厂的代表同去梁州市送材料。而红星机械厂当时委派的代表就是苏义志。由于这个机缘，两个素不相识的人便打上了交道。
两个人都是靠耍笔杆儿吃饭的人，和尚不亲帽儿亲，一见如故，便交上了朋友。其实就年龄来讲，苏义志大柳云涛将近有二十岁，当应属算是忘年交了！
当时，出任红星机械厂办公室副主任的苏义志才刚刚经过落实政策，被摘掉了扣在他头上十多年之久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说话时总象在老鼠身后跟着个猫似的，小心谨慎之极。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一场横祸降临到他的头上，劫后余生，他不得不时时警惕夹着尾巴做人！
苏义志出身于当地的一个书香门第。祖父是位清末的举人，父亲是位乡村教师。在过去那个年代，家中没有钱的人是读不起书的；虽然苏氏家族传至他父亲一代已是家道中落，到一九四六年土地改革划定阶级成分时仍被划成了上中农。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如火如荼的“大跃进”尚未形成燎原之势以前，苏义志初中毕业。后又经会计训练班培训，在当时的县手工业联社谋得了个财务会计的差事。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席卷神州大地的时候，县政府组建红星机械厂，他便被委派到红星机械厂担任了财务科长。
由于他的家学渊源，他非常喜爱舞文弄墨。工作余暇常常感事抒怀地写些诗词歌赋聊以自娱。他万万没有想到，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这些自娱自乐的小东西竟都成了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罪证！他因此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发送到烘炉车间去劳动改造，与漆黑冰冷的十八磅大铁锤相依相伴了一十二年。直到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后，才得以申请落实政策；之后又折腾了好长时间才得以彻底平反，摘掉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其实，他的这段不幸的人生遭遇，不仅是他自作自受的结果，也是命运使然。本来，他自己写就的诗词歌赋是向不示人的，因为他自命清高，不屑与下里巴人为伍。可偏巧有一次没留意，把集诗的笔记本落到了办公桌的桌面上，又碰巧被前来找他报销旅差费的业务员给翻到了。这一下可惹了大祸！
当时正值月末，工业局的财务科刘科长打电话催他过去送财务报表；因为催要的急，他想也没想便把整理好的财务报表拿在手里走了出去。从他的办公室到马路对面的工业局财务科不过一二百米的步程，打个来回走一趟也就是去趟厕所撒泡尿的时间，所以他根本就没想到去锁门。也该是他灾星难躲，放个臭屁都打脚后跟！就在他前脚刚刚迈出门坎之后，一位前来找他报帐的业务员就追了进来。这位业务员在屋里闲呆了一会儿，不见他的人影儿，就无所事事地要在桌上要翻张报纸看着解闷；不想恰恰就翻到了他落在桌面上的集诗的红皮笔记本。开始，这位业务员并没在意，还觉得挺好玩；不管里面的诗作写的水平怎样，在当时能写两句歪诗的就可属算是才子了。这位业务员对苏义志写诗的本领是打心眼里佩服的；可是这位业务员看着看着神经就绷紧起来！只见苏义志在一首题为《秋日感事抒怀》的诗中写道：“山呼海啸逐浪高，文化革命势如潮；举国声讨走资派，遍地夺权显英豪。学生不读圣贤书，工农不事勤作劳；九州同演批斗戏，只凭东风何为饱？”一看到这后面的四句，这位业务员背上的冷汗马上就冒了出来：“这不是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诗词吗？”
出于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崇敬和对文化大革命的无限忠诚，这位业务员也不等报帐领钱，当即把苏义志写有“反动诗词”的红皮笔记本交到了红星机械厂“文革领导小组”
组长的手里！
以其当时的政治形势而论，正值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发动阶段，全国各地上上下下都在层层夺权，揪斗走资派，学生停课闹革命，工人造反上街头，农民处处拉山头，乱哄哄地闹得如同一锅沸水。在这种形势之下，对运动不理解的大有人在！苏义志写出这样的诗句无非是表达了自己一种忧国忧民的个人情怀。可当时正值红色“文字狱”铺天盖地的年代，白纸黑字，罪证凿凿，苏义志就难逃其灭顶之灾的厄运了！
十几分钟的疏忽大意，就让苏义志成了名副其实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等他到工业局财务科把财务报表送下再回到工厂办公室，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庭就开始了对他的“正义审判”！这该死的十几分钟瞬间就变成了苏义志人生历程中十多年炼狱般苦难生活的前奏。实在是命运在捉弄人！
“是金子总会要发光的。”在落实政策平反后，在新的政治形势的推动下，苏义志开始在红星机械厂任办公室付主任、主任，后来又被提拔为付厂长，最后又升职做了当家的一把手。由于他思维敏捷，有文化，闯劲儿足，开拓进取精神强，在他担任一把手的十几年间，为工厂的发展搞了好多新项目，大项目，开发出好多出口创汇产品。他所在的红星机械厂由起初的连年亏损一跃成为当地的上缴利润大户。由于他的工作业绩显著，曾连续多年被评为省级“优秀企业家”。在他创办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已是年满花甲，且又体弱多病，因此便审时度势，自动退了下来，退休后一直赋闲在家。
柳云涛想到苏义志既然频频来电相约，定有要事相召。旦故友情深，来而不往，难逾其礼，于是便决定亲身前去拜访，以便当面聆教。吃过晚饭后，等看过新闻联播，他便走进内室给苏义志拨通了电话，约定两天之后去金海市苏义志的家中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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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义志时下已年近七十，退休已有十来年了。屈指算来，柳云涛与他相识已有二十多个春秋了。那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当时的金海市还没有撤县建市。其时，柳云涛在县政府担任工业秘书，是县长们屁股后面的跟屁虫。因为梁州市要召开下属十七个县市农场的工业学大庆先进代表会议，指定要金海市红星机械厂的厂长在会上发言介绍先进经验；并要求提前将发言材料送梁州市工业学大庆办公室去修改。为此，县长亲自点将让柳云涛和红星机械厂的代表同去梁州市送材料。而红星机械厂当时委派的代表就是苏义志。由于这个机缘，两个素不相识的人便打上了交道。
两个人都是靠耍笔杆儿吃饭的人，和尚不亲帽儿亲，一见如故，便交上了朋友。其实就年龄来讲，苏义志大柳云涛将近有二十岁，当应属算是忘年交了！
当时，出任红星机械厂办公室副主任的苏义志才刚刚经过落实政策，被摘掉了扣在他头上十多年之久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说话时总象在老鼠身后跟着个猫似的，小心谨慎之极。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一场横祸降临到他的头上，劫后余生，他不得不时时警惕夹着尾巴做人！
苏义志出身于当地的一个书香门第。祖父是位清末的举人，父亲是位乡村教师。在过去那个年代，家中没有钱的人是读不起书的；虽然苏氏家族传至他父亲一代已是家道中落，到一九四六年土地改革划定阶级成分时仍被划成了上中农。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如火如荼的“大跃进”尚未形成燎原之势以前，苏义志初中毕业。后又经会计训练班培训，在当时的县手工业联社谋得了个财务会计的差事。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席卷神州大地的时候，县政府组建红星机械厂，他便被委派到红星机械厂担任了财务科长。
由于他的家学渊源，他非常喜爱舞文弄墨。工作余暇常常感事抒怀地写些诗词歌赋聊以自娱。他万万没有想到，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这些自娱自乐的小东西竟都成了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罪证！他因此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发送到烘炉车间去劳动改造，与漆黑冰冷的十八磅大铁锤相依相伴了一十二年。直到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后，才得以申请落实政策；之后又折腾了好长时间才得以彻底平反，摘掉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其实，他的这段不幸的人生遭遇，不仅是他自作自受的结果，也是命运使然。本来，他自己写就的诗词歌赋是向不示人的，因为他自命清高，不屑与下里巴人为伍。可偏巧有一次没留意，把集诗的笔记本落到了办公桌的桌面上，又碰巧被前来找他报销旅差费的业务员给翻到了。这一下可惹了大祸！
当时正值月末，工业局的财务科刘科长打电话催他过去送财务报表；因为催要的急，他想也没想便把整理好的财务报表拿在手里走了出去。从他的办公室到马路对面的工业局财务科不过一二百米的步程，打个来回走一趟也就是去趟厕所撒泡尿的时间，所以他根本就没想到去锁门。也该是他灾星难躲，放个臭屁都打脚后跟！就在他前脚刚刚迈出门坎之后，一位前来找他报帐的业务员就追了进来。这位业务员在屋里闲呆了一会儿，不见他的人影儿，就无所事事地要在桌上要翻张报纸看着解闷；不想恰恰就翻到了他落在桌面上的集诗的红皮笔记本。开始，这位业务员并没在意，还觉得挺好玩；不管里面的诗作写的水平怎样，在当时能写两句歪诗的就可属算是才子了。这位业务员对苏义志写诗的本领是打心眼里佩服的；可是这位业务员看着看着神经就绷紧起来！只见苏义志在一首题为《秋日感事抒怀》的诗中写道：“山呼海啸逐浪高，文化革命势如潮；举国声讨走资派，遍地夺权显英豪。学生不读圣贤书，工农不事勤作劳；九州同演批斗戏，只凭东风何为饱？”一看到这后面的四句，这位业务员背上的冷汗马上就冒了出来：“这不是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诗词吗？”
出于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崇敬和对文化大革命的无限忠诚，这位业务员也不等报帐领钱，当即把苏义志写有“反动诗词”的红皮笔记本交到了红星机械厂“文革领导小组”
组长的手里！
以其当时的政治形势而论，正值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发动阶段，全国各地上上下下都在层层夺权，揪斗走资派，学生停课闹革命，工人造反上街头，农民处处拉山头，乱哄哄地闹得如同一锅沸水。在这种形势之下，对运动不理解的大有人在！苏义志写出这样的诗句无非是表达了自己一种忧国忧民的个人情怀。可当时正值红色“文字狱”铺天盖地的年代，白纸黑字，罪证凿凿，苏义志就难逃其灭顶之灾的厄运了！
十几分钟的疏忽大意，就让苏义志成了名副其实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等他到工业局财务科把财务报表送下再回到工厂办公室，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庭就开始了对他的“正义审判”！这该死的十几分钟瞬间就变成了苏义志人生历程中十多年炼狱般苦难生活的前奏。实在是命运在捉弄人！
“是金子总会要发光的。”在落实政策平反后，在新的政治形势的推动下，苏义志开始在红星机械厂任办公室付主任、主任，后来又被提拔为付厂长，最后又升职做了当家的一把手。由于他思维敏捷，有文化，闯劲儿足，开拓进取精神强，在他担任一把手的十几年间，为工厂的发展搞了好多新项目，大项目，开发出好多出口创汇产品。他所在的红星机械厂由起初的连年亏损一跃成为当地的上缴利润大户。由于他的工作业绩显著，曾连续多年被评为省级“优秀企业家”。在他创办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已是年满花甲，且又体弱多病，因此便审时度势，自动退了下来，退休后一直赋闲在家。
柳云涛想到苏义志既然频频来电相约，定有要事相召。旦故友情深，来而不往，难逾其礼，于是便决定亲身前去拜访，以便当面聆教。吃过晚饭后，等看过新闻联播，他便走进内室给苏义志拨通了电话，约定两天之后去金海市苏义志的家中见面。
[..]
苏义志时下已年近七十，退休已有十来年了。屈指算来，柳云涛与他相识已有二十多个春秋了。那是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当时的金海市还没有撤县建市。其时，柳云涛在县政府担任工业秘书，是县长们屁股后面的跟屁虫。因为梁州市要召开下属十七个县市农场的工业学大庆先进代表会议，指定要金海市红星机械厂的厂长在会上发言介绍先进经验；并要求提前将发言材料送梁州市工业学大庆办公室去修改。为此，县长亲自点将让柳云涛和红星机械厂的代表同去梁州市送材料。而红星机械厂当时委派的代表就是苏义志。由于这个机缘，两个素不相识的人便打上了交道。
两个人都是靠耍笔杆儿吃饭的人，和尚不亲帽儿亲，一见如故，便交上了朋友。其实就年龄来讲，苏义志大柳云涛将近有二十岁，当应属算是忘年交了！
当时，出任红星机械厂办公室副主任的苏义志才刚刚经过落实政策，被摘掉了扣在他头上十多年之久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帽子；说话时总象在老鼠身后跟着个猫似的，小心谨慎之极。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一场横祸降临到他的头上，劫后余生，他不得不时时警惕夹着尾巴做人！
苏义志出身于当地的一个书香门第。祖父是位清末的举人，父亲是位乡村教师。在过去那个年代，家中没有钱的人是读不起书的；虽然苏氏家族传至他父亲一代已是家道中落，到一九四六年土地改革划定阶级成分时仍被划成了上中农。
在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如火如荼的“大跃进”尚未形成燎原之势以前，苏义志初中毕业。后又经会计训练班培训，在当时的县手工业联社谋得了个财务会计的差事。在“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席卷神州大地的时候，县政府组建红星机械厂，他便被委派到红星机械厂担任了财务科长。
由于他的家学渊源，他非常喜爱舞文弄墨。工作余暇常常感事抒怀地写些诗词歌赋聊以自娱。他万万没有想到，在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中，他这些自娱自乐的小东西竟都成了他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的罪证！他因此被打成了“现行反革命分子”，发送到烘炉车间去劳动改造，与漆黑冰冷的十八磅大铁锤相依相伴了一十二年。直到一九七八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以后，才得以申请落实政策；之后又折腾了好长时间才得以彻底平反，摘掉了“现行反革命分子”的帽子！
其实，他的这段不幸的人生遭遇，不仅是他自作自受的结果，也是命运使然。本来，他自己写就的诗词歌赋是向不示人的，因为他自命清高，不屑与下里巴人为伍。可偏巧有一次没留意，把集诗的笔记本落到了办公桌的桌面上，又碰巧被前来找他报销旅差费的业务员给翻到了。这一下可惹了大祸！
当时正值月末，工业局的财务科刘科长打电话催他过去送财务报表；因为催要的急，他想也没想便把整理好的财务报表拿在手里走了出去。从他的办公室到马路对面的工业局财务科不过一二百米的步程，打个来回走一趟也就是去趟厕所撒泡尿的时间，所以他根本就没想到去锁门。也该是他灾星难躲，放个臭屁都打脚后跟！就在他前脚刚刚迈出门坎之后，一位前来找他报帐的业务员就追了进来。这位业务员在屋里闲呆了一会儿，不见他的人影儿，就无所事事地要在桌上要翻张报纸看着解闷；不想恰恰就翻到了他落在桌面上的集诗的红皮笔记本。开始，这位业务员并没在意，还觉得挺好玩；不管里面的诗作写的水平怎样，在当时能写两句歪诗的就可属算是才子了。这位业务员对苏义志写诗的本领是打心眼里佩服的；可是这位业务员看着看着神经就绷紧起来！只见苏义志在一首题为《秋日感事抒怀》的诗中写道：“山呼海啸逐浪高，文化革命势如潮；举国声讨走资派，遍地夺权显英豪。学生不读圣贤书，工农不事勤作劳；九州同演批斗戏，只凭东风何为饱？”一看到这后面的四句，这位业务员背上的冷汗马上就冒了出来：“这不是攻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反动诗词吗？”
出于对伟大领袖**的无限崇敬和对文化大革命的无限忠诚，这位业务员也不等报帐领钱，当即把苏义志写有“反动诗词”的红皮笔记本交到了红星机械厂“文革领导小组”
组长的手里！
以其当时的政治形势而论，正值文化大革命的初期发动阶段，全国各地上上下下都在层层夺权，揪斗走资派，学生停课闹革命，工人造反上街头，农民处处拉山头，乱哄哄地闹得如同一锅沸水。在这种形势之下，对运动不理解的大有人在！苏义志写出这样的诗句无非是表达了自己一种忧国忧民的个人情怀。可当时正值红色“文字狱”铺天盖地的年代，白纸黑字，罪证凿凿，苏义志就难逃其灭顶之灾的厄运了！
十几分钟的疏忽大意，就让苏义志成了名副其实的“现行反革命分子”。等他到工业局财务科把财务报表送下再回到工厂办公室，无产阶级专政的法庭就开始了对他的“正义审判”！这该死的十几分钟瞬间就变成了苏义志人生历程中十多年炼狱般苦难生活的前奏。实在是命运在捉弄人！
“是金子总会要发光的。”在落实政策平反后，在新的政治形势的推动下，苏义志开始在红星机械厂任办公室付主任、主任，后来又被提拔为付厂长，最后又升职做了当家的一把手。由于他思维敏捷，有文化，闯劲儿足，开拓进取精神强，在他担任一把手的十几年间，为工厂的发展搞了好多新项目，大项目，开发出好多出口创汇产品。他所在的红星机械厂由起初的连年亏损一跃成为当地的上缴利润大户。由于他的工作业绩显著，曾连续多年被评为省级“优秀企业家”。在他创办的事业如日中天的时候，他已是年满花甲，且又体弱多病，因此便审时度势，自动退了下来，退休后一直赋闲在家。
柳云涛想到苏义志既然频频来电相约，定有要事相召。旦故友情深，来而不往，难逾其礼，于是便决定亲身前去拜访，以便当面聆教。吃过晚饭后，等看过新闻联播，他便走进内室给苏义志拨通了电话，约定两天之后去金海市苏义志的家中见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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