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听倪福良坐了轮椅，柳云涛大吃一惊！忙问道：“他得的是什么病啊，这么严重？前两年不是很好的吗？怎么说病就一下子病的这么厉害呢？”
孙树勋叹惋道：“得的是脑拴塞，已经半身不遂了，瘫得很严重，连话都说不上来了。我们去看他，他只会哇哇乱叫，见到熟人就哭起来没个完。由于怕他伤情，我们最近也很少去看他了！”他说着话，又惋惜地叹息着。
“哦！原来是这样！”柳云涛啧啧地感叹着，大表惊异。由于同朝称臣多年，他对倪福良是再熟悉不过了。倪福良早年是市高级中学的一名化学老师，是一九七一年市里创办环海化工厂时把他硬调过来的，他当时并不情愿；因为他当时正在毕业班担任班主任，和自己的学生相处久了，一时间在感情上难以割舍；是市委组织部长亲自找他做思想工作才把他挖过来的！
刚刚到环海化工厂工作时，倪福良只是个技术员，后来才升职做了技术科长、主管技术的副厂长，再后来才被提拔担任了市环海化工厂的厂长。他是“文革”前毕业的老大学生，工作作风非常扎实，是迈着台阶一步一步地登上来的。他的年龄和秦玉林差不多，退休也有六七年了。
苏义志见柳云涛一直站着说话，便让道：“来到家里了，别光干站着。坐下有话慢慢说。我们这些老家伙都想和你好好地唠一唠呢！”在苏义志的催促下，大家便在茶几周围的沙发上团团围定坐了下来。
“真是高官不如高薪，高薪不如高寿啊！”柳云涛又由衷地感叹着。在内心深处，他深深地为倪福良得了这样的黏糊病而感到惋惜，这生活上一不能自理，日后的罪可就要受大了！
“现在市工业系统的这些老人儿，就属老倪搞得最惨了！一个月只有个六七百块钱的退休工资，看病吃药还没处去报销，弄得整个家都要败了！”孙树勋又补充说道。
看着孙树勋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柳云涛禁不住又忆起当年与他交往的旧事。在和苏义志、秦玉林、孙树勋、倪福良四个人的交往中，要属算他和孙树勋的认识最早。那还是在一九七二年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时候，柳云涛参加了金海县县委县革委组织的工作组入驻到东风塑料厂；当时的孙树勋还只是维修车间的一个车间主任。柳云涛是在下车间劳动是和他认识的。屈指算来已经有三十个年头了。
当时的孙树勋只有三十几岁，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身材，脖子细而长且又向前倾，故工友们给他起了个雅号，叫他“鸵鸟”。他虽然长得又干又瘦，可身体就象是铁打的一般，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里气。他是个车工出身，可刨床、铣床，电焊、气焊和钳工活他样样都拿得起来。由于他技术全面，工作作风扎实，深受车间工友们的喜爱；当时的厂领导也对他倍加赏识；曾连续多年被评为省级的先进工作者。“谋臣发于幕府，猛将拔于卒伍”，他是象王铁人一样凭实干干上来的企业领导干部。记得当时由于好奇，柳云涛还象他学习过电气焊，时至今日仍能玩上两手。就此而言，孙树勋和柳云涛之间还有点师徒情份呢！所以柳云涛见面就称“师傅”，对孙树勋尊敬有加。
听得孙树勋讲，倪福良做为当年一位声名显赫，业绩卓著的明星企业家，惨得现在连看病的医药费都没处去报销，柳云涛大惑不解。便追问道；“难道组织上就没人出来管么？”
[..]
老朋友相见，不得“无礼”！到第三天一早，柳云涛先去新华路食品商店买了两只梁州市最负盛名的“八珍鸡”，又买了些时鲜水果，便兴冲冲地出发去了金海市。
金海市坐落在渤海之滨，梁州市东，与梁洲市相距不过五十公里；是梁州市属下的一个县级市。乘长途公交车一个多小时就到了。苏义志的家位于金海市长途客运站北边不远处，柳云涛连车也没打，就步行着走了过去。
苏义志住的还是红星机械厂工业公寓的老房子，二楼东门。上到二楼门口一按门铃，苏义志的老伴单如兰很快就迎了出来：“哎呀，是云涛老弟，稀客，稀客！快屋里来吧！”一盆火似地招呼着！还没等柳云涛迈进门槛，单如兰又大声向屋里喊道：“老苏，老苏，云涛到了！”
单如兰较苏义志年龄要小，退休也有七八年了。她过去是市第一医院的护士长，柳云涛在家乡工作时，因为亲戚朋友看病没少去麻烦她，所以和他极熟。世上的人际关系就是这么这么奇妙，一个人若和一个家庭的男主人做了朋友，往往很容易成为这个家庭女主人最受欢迎的人之一，尽管在此之前他（她）们可能是素昧平生。
柳云涛热热乎乎地问了声：“嫂子好”！进得门后把带来的礼物放到了客厅的电视柜旁，便迈步向屋里走去，刚好和闻声出来相迎的苏义志撞了个面对面。一见面，苏义志就呵呵笑道；“你这个小柳同志啊，也不知你飞到哪里去了，打电话找了好几次也找不到，真是该罚！”说着便挑开里屋门口挂着的半截子门帘将柳云涛向里让。
柳云涛进屋一看，见市石油化工厂原厂长秦玉林，市东风塑料厂原厂长孙树勋也在，不禁大喜过望，赶紧走上前去握手致意。都是老朋友，多年不见分外相亲，着着实实地寒暄了好一阵子。
在上世纪八十和九十年代，市红星机械厂、市石油化工厂、市东风塑料厂和市环海化工厂都是金海市工业系统的明星企业；苏义志、秦玉林、孙树勋和市环海化工厂的原厂长倪福良四人在当时并驾齐名，被时人戏称为“四大金刚”。又因为他们四人都是带括号的“县太爷”级的干部，而且都已年近花甲，故好事的朋友又借用历史上汉朝“商山四皓”的典故，称他们做“金海四皓”。由于时过境迁，这些雅号究竟由何人所起，现在已是无从考证了；但是这四个人在当时为金海市工业经济的发展所做出的突出贡献是有口皆碑的。
柳云涛乍一和苏义志、秦玉林、孙树勋三人相见，自然而然就把倪福良给记了起来，禁不住笑问道：“今天咱们的人马来的不够全呀！‘金海四皓’只来了三位，倪厂长跑到哪儿打蛤蟆去了？”他知道这四个人私交甚好，退休后时常在一起相聚，故此相问。
秦玉林深深地叹了口气，一脸无奈地说道：“唉！老倪现在是没有办法来喽！都已经坐上轮椅了！”说着又不住地摇着头。
秦玉林是个又黑又胖的老者，个头不高，说话粗声大气的，让人听起来特别洪亮。由于他能说善讲，年轻时就被同事们冠以“小唢呐”的雅号。他早年曾在金海市委组织部工作，是半路出家被调到市石油化工厂工作的。刚刚调入市石油化工厂时担任厂党总支书记，后来才把厂长一职给兼了起来。不过，随着时代的变迁，书记越来越不如厂长吃香，人们便更多的称他为厂长了。久而久之，他的书记官衔就很少有人再叫，只剩下了一个厂长的称号。他比苏义志退休稍晚，也有六七年的时间了。
一听倪福良坐了轮椅，柳云涛大吃一惊！忙问道：“他得的是什么病啊，这么严重？前两年不是很好的吗？怎么说病就一下子病的这么厉害呢？”
孙树勋叹惋道：“得的是脑拴塞，已经半身不遂了，瘫得很严重，连话都说不上来了。我们去看他，他只会哇哇乱叫，见到熟人就哭起来没个完。由于怕他伤情，我们最近也很少去看他了！”他说着话，又惋惜地叹息着。
“哦！原来是这样！”柳云涛啧啧地感叹着，大表惊异。由于同朝称臣多年，他对倪福良是再熟悉不过了。倪福良早年是市高级中学的一名化学老师，是一九七一年市里创办环海化工厂时把他硬调过来的，他当时并不情愿；因为他当时正在毕业班担任班主任，和自己的学生相处久了，一时间在感情上难以割舍；是市委组织部长亲自找他做思想工作才把他挖过来的！
刚刚到环海化工厂工作时，倪福良只是个技术员，后来才升职做了技术科长、主管技术的副厂长，再后来才被提拔担任了市环海化工厂的厂长。他是“文革”前毕业的老大学生，工作作风非常扎实，是迈着台阶一步一步地登上来的。他的年龄和秦玉林差不多，退休也有六七年了。
苏义志见柳云涛一直站着说话，便让道：“来到家里了，别光干站着。坐下有话慢慢说。我们这些老家伙都想和你好好地唠一唠呢！”在苏义志的催促下，大家便在茶几周围的沙发上团团围定坐了下来。
“真是高官不如高薪，高薪不如高寿啊！”柳云涛又由衷地感叹着。在内心深处，他深深地为倪福良得了这样的黏糊病而感到惋惜，这生活上一不能自理，日后的罪可就要受大了！
“现在市工业系统的这些老人儿，就属老倪搞得最惨了！一个月只有个六七百块钱的退休工资，看病吃药还没处去报销，弄得整个家都要败了！”孙树勋又补充说道。
看着孙树勋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柳云涛禁不住又忆起当年与他交往的旧事。在和苏义志、秦玉林、孙树勋、倪福良四个人的交往中，要属算他和孙树勋的认识最早。那还是在一九七二年开展批林批孔运动的时候，柳云涛参加了金海县县委县革委组织的工作组入驻到东风塑料厂；当时的孙树勋还只是维修车间的一个车间主任。柳云涛是在下车间劳动是和他认识的。屈指算来已经有三十个年头了。
当时的孙树勋只有三十几岁，高高的个子，瘦瘦的身材，脖子细而长且又向前倾，故工友们给他起了个雅号，叫他“鸵鸟”。他虽然长得又干又瘦，可身体就象是铁打的一般，浑身上下有使不完的里气。他是个车工出身，可刨床、铣床，电焊、气焊和钳工活他样样都拿得起来。由于他技术全面，工作作风扎实，深受车间工友们的喜爱；当时的厂领导也对他倍加赏识；曾连续多年被评为省级的先进工作者。“谋臣发于幕府，猛将拔于卒伍”，他是象王铁人一样凭实干干上来的企业领导干部。记得当时由于好奇，柳云涛还象他学习过电气焊，时至今日仍能玩上两手。就此而言，孙树勋和柳云涛之间还有点师徒情份呢！所以柳云涛见面就称“师傅”，对孙树勋尊敬有加。
听得孙树勋讲，倪福良做为当年一位声名显赫，业绩卓著的明星企业家，惨得现在连看病的医药费都没处去报销，柳云涛大惑不解。便追问道；“难道组织上就没人出来管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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