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屋子里许多地方，椅子，床头，柜子都搁着书，还有报纸。他和他的朋友都嗜书如命。他们聚会时可以一晚上不说话，各人看各人的书，也会一夜吵闹不休，为书，为书中人的命运。

有好几次，我就这么在梦里去历史老师家。然后像他那些聚会的朋友们一样，在房间的一个角落里坐下来，手里捧着一本书，听他们说话，整段整段背诵书里美丽的篇章。

也可能我胆小，见生人不习惯，也可能我心怀鬼胎，不想让他的那批朋友看到我，我从未去敲他的门。我只需做着到他家去的梦，就觉得每天的日子变得短促而好过一些。

文革开始时，我四岁，文革结束，我十四岁，十年有七年时间本应坐在教室里，大部分时间却在义务劳动：造梯田支援农村，在工厂垃圾堆里扒拾废钢铁，甚至夜里摸进工厂，偷好好的零件去交给收购站，换回一张交了废铁多少斤的证明条子。

每学期期末，专会打小报告的班干部们总是控告我，说我表现最差。我害怕鉴定上“品学”出毛病：“不热爱劳动”“不关心集体”，或者“对国家建设不积极”“政治活动不踊跃”。父亲站在最亮处吃力地读了，沉下脸不说话。母亲识字不多，看不懂，又不相信父亲说的，就去求人读，知道后觉得太丢脸，回来加倍发脾气。

我的鉴定一年比一年糟，有一年期末鉴定简直轰轰烈烈：资产阶级思想，看旧得颜色发黄的厚厚的小说，不止一次扯路边的花放在书包里；政治觉悟低，不愿写入团申请书，还说不想凑这无聊的热闹；从不愿向老师和班干部“交心”，不虚心接受群众帮助；团结同学不够，课间休息时间不接近群众。这是小组意见，依座位排的十四个同学互相就学期表现，提优点缺点，我不知自己为何就成了众箭之矢。班主任意见一栏总是：同意小组意见，希该同学接受经验教训，认识错误，改正错误。

好像就是那一年我第一次见到历史老师？如果我记得不错，他是在我上初中的学校代过一周或是两周的课。但是我不会去注意他，正如他不会注意我。我那时不注意男人，他呢，也不觉得我有什么可注意的，恐怕至今也不认为我有什么吸引人之处。

如果他不再次出现在我的生活里？如果他也像老师、同学、邻居，一样对我冷漠？不，他不会像那些人。他出现在我的生命里，我心里该充满感激，我想这便是上天对我不薄。

这个夏天刚开始时，喜欢捣弄无线电的三哥，不仅自己装配收音机，还喜欢帮人修理。有一天把别人不要的一个小收音机修好，给了眼睛不好使的父亲。

我从父亲那儿借来，半夜里调旋许久，才听到历史老师说过的电台，那是我第一次知道《圣经》，里面一个温和的声音说着：{大小=42}

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

你的竿，都在安慰我……

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

{大小=48}

这些话就是说给我听的，不然我不会如此激动，眼里噙满泪水。我是在那个偷偷收听短播电台的晚上爱上《诗篇》、爱上《雅歌》的。我不管这个神来自何方，只要他能走入我心中，就能保护我。我对着寺庙里的菩萨划十字，对着十字架双手合十，常被人笑话。有人指责我亵渎神明，我却不认为有什么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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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女儿 第七章2

收音机报道，长江二十六年来最大一次洪峰，正从长江上中游涌向下游。我记得1980年9月还有一件事，是与这则消息在同一天宣布，婚姻法修改草案规定：法定结婚年龄男二十二岁，女二十岁。但党提倡晚婚，男女年龄相加应到五十岁。按法定年龄结婚，不会上法庭，自有主管单位惩罚你，因为你胆敢按法律行事。

可能天生营养不足，发育迟缓，我十八岁这年，别人还叫我“小姑娘”，我自己也并不觉得是个成人，虽然再过两年就到了法定结婚年龄。这个让不少人高兴的“重申婚姻法”，与我毫不沾边，男女之事，好像还离我太远。

每份报纸，只有四版，油墨与纸张的劣质，手指总弄得很脏。在石桥广场这样的不算小的街上，总会有木框或玻璃架将当日的报纸－－人民日报、重庆日报、光明日报挂出来。玻璃框很少，因为有人砸，不是偷报纸，而是砸着好玩，跟砸路灯一样，晚上大多地方黑压压一片，只有野猫溪的几条街可见到路灯，说明这带的无赖年少嫌疑最大，手还留自家情。就算每个街灯都能点着，南岸的大多巷子本来就没有路灯，落定在黑暗里，与亮亮堂堂的城中心不能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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饥饿的女儿 第七章3

历史老师对报纸的关注，超过对身边发生的事。他说，上海的亭子间，巴黎的阁楼，不知出了多少作家画家，一个人的艰苦就是这个人的财富。不过他也说，一个人再强，你也强不过这个世界，你得不到本是乌有。他还说，瀑布一直在那里，无人知悉，直到河流把它显示出来。

我喜欢他这样对我说话，我觉得这些话非常深刻，太值得我钦佩了。这些字词，一定是他和他的朋友们在一起时才运用，他说这种话和上课时完全是另外一个人。我不由自主想，他开始把我当作朋友，认为我可以懂得他的语言。

我对报纸兴趣增浓，这就是一个观望身外世界的窗口，我连边角小块文章也不滑过。报尾，常刊登一些大型文学月刊的栏目广告，有一天我读到北京的一份文学杂志《当代》三期的广告－－报告文学《冬天的童话》。作者是一个敢讲真话敢对现实不满的青年遇罗克的妹妹，遇罗克坚持“不管你是什么出身，都应受同等的政治待遇”的立场，在文革中被枪毙。他妹妹写了他和她自己在那些年的不幸遭遇。

读到广告，我就从他那儿找来杂志看。边读边抄好些段落在日记上，很感动。还杂志时，我想和他谈谈，说到遇罗克1970年被枪毙时，才二十七岁，他突然叫我别再说下去，他的口气非常粗暴，好像这事与他有关似的。

这出乎我意料外的举动，叫我大惑不解。当我与他把话题扯到别的事上时，他才变得正常了，不过极其冷淡。

那天下午放学后，从他办公室出来，我在学校围墙边的石头上闷坐了许久。除了我，我想没有哪个女学生会去找他说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