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辰逸握着我手说：“就算要传染我也会陪你，如果你死了我就和你一起死。”
虽然在医院里说‘你死了’之类是极其忌讳的不吉利的话，不过病房里就我一个人，我不在意，并且为他的话哭了。
我现在都记得我为什么会哭：一是害怕我真的死了，再是舍不得郑辰逸，我害怕不能再和他一起上课，三是因为他说就算我死也会和我一起。
死是一件多么可悲的事情，有一个跟你毫无血缘的人愿意为你说这样的话又是多么可幸，即便是童言无忌。
父亲来的时候我俩的眼泪早就干了，郑辰逸趴在我旁边。
他带了两个保温桶，为郑辰逸单独准备了一份饭菜，我和父亲吃一份。父亲做的饭很好吃，郑辰逸一直都很喜欢，当然我也是。后来想起，不由得赞叹父亲的细心，又因父亲的行为感动：他害怕我会传染郑辰逸便单独为他准备饭菜，至于为什么不怕被传染和我吃一份，我只能说，恐怕就算我感染了什么末日丧尸病毒，他和母亲也会与我同吃一份。
郑辰逸走后那天晚上父亲抱着我，安慰我入眠，我一直很想问他我会不会死，但是一直到我眼皮打架也没敢问出口。
在那医院里挣扎了一个星期，病情一天比一天严重，我爸终于是无法再等医生说出下一个测试结果了。于是，病人父亲大闹厂区医院，对医生恶言相向后将孩子转送市中心儿童医院进行医治。
我转院了，到了市区内一个儿童医院。那是我第一次去重庆市区，也是在那个生病期间，我尝到了人生之中第一顿肯德基。
父亲带我到了重庆，外公也跟我们去了：白天就在医院里照顾我，晚上就坐一个多小时的公交回两路（重庆地名）。
我清楚地记得去的第一天，病床短缺，第一个晚上我是睡在过道里的，胸上贴着膏药似的东西，上面连着线，最后连在一台显示心跳和血压的仪器上。父亲就坐在小板凳上，守在矮床边。晚上医院里众人都入睡了，我醒了一次，过道阴森森的道不出有多恐怖，不过父亲贴着床沿睡得沉沉的。
几天后母亲放下工作赶回了重庆，她为我带回了玩具，虽然那是什么玩具我已经记不清了。
后来医院确诊我得的是肺炎，自我感觉肺炎并不是什么大病（除了后来流行一时的非典型肺炎）。在儿童医院的日子还是比较愉快的，父母都陪在我身边，外公也会带些好吃的来看我。
除了父母，谁都不知道我曾那么接近过死神，包括我自己。
难受的感觉也渐渐好起来。不好过的只是每天都得做的激光化疗，每去用红色的激光照一次我就得吐一次，这让刚吃过鸡翅的我非常郁闷。
医院里和我一样得肺炎的小朋友不少，我也有不少乐趣。我记得父亲在那个时候跟我说了他和‘猪肝’的缘分：他在童年生病时，奶奶为他炒了一顿泡椒猪肝，于是他就很喜欢吃猪肝了。尽管直到现在我都不怎么能接受那个东西，不过他对‘猪肝’的喜欢有一部分我还是能感同身受的，比如在我大学离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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