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西塘还是一个纯朴而又沉闷的小村,村口茂盛的大樟树,像一方神圣,看护着不足百户的村庄,上年纪的人更是虔诚地称它‘樟树娘娘’,不知多少体弱多灾的人对它顶礼膜拜,村子里上至古稀老人、下至襁褓婴儿,都有人愿意认这颗古老的樟树做自己的‘再生母亲’,祈求她的佑护。
无从考究是从哪个朝代开始,人们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村子里没有富贾留下豪宅的痕迹,全是泥土或青砖砖砌成比较简陋的房屋,一条不宽的土路从村口延伸至村尾田间,两旁竖立了很多错落无序、高矮不齐的小宅子,把一个原本不大的村子分为两半。
小村庄背靠浙赣线一个小火车站,人们脸朝黄土背朝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周而复始。落后贫乏的乡村,铁路上几趟客运列车是他们的天然时钟,上午九点钟开往杭州方向的列车,习惯叫‘九点头’,是家庭主妇准备午餐的信号,这趟车开过还没有动手厨房活,就会有邻居提醒:“九点头都过了啦!”主妇会立马停下手中事去为家人烧火做饭,嘴里还会唠叨:“今天这个‘九点头’不喘一下就过了!”(火车进站都会鸣笛)。
下地干活挣工分的正劳力,他们关注的是一趟开往金华方向的客车,十一点钟进站,那是一趟公社社员在生产队田里干活的所企盼的列车,是上午收工的信号。农忙季节,一大早生产队的小队长会在晒谷场扯着嗓门吆喝:“生产队同志们,开工了!”不大一会儿,一群懒洋洋的社员,穿着陈旧灰暗的补丁衣裤,戴着草帽,光着脚丫,无精打采地扛着锄头,三三两两地走向耕作的田间。这些在生产队集体田地劳动的贫下中农,开工没多久就会惦记浙赣线为收工提示的客车驶进车站,盘算着一天的工分如何混到手。
生产队的小队长自己要干活,还要监督不自觉的社员偷懒。田间能说会道的总讨人喜欢,令人啼笑皆非的‘黄段子’,也是男女劳累之余的最爱,一本正经的小队长,以他那非一般的政治觉悟,对一些不堪入耳笑话,总以思想挂帅,经常给予正面不痛不痒地批评。如果看到‘黄段’爆笑影响到田间的劳作,他立刻会‘欠他多还他少似的’吼起来:“你吃力了!嘴巴不歇,手中的活也不要停下来,不然到晚上记工分时扣你一点,又和我争个脸红耳赤!”
小队长说归说,没有多少人会买他的账,他们‘小错不断,大错不犯’,该干什么的还干什么。贫下中农也是被忽悠的一代人,政治地位给得很高,但谁也不愿做农民,有关系的有门路的都削尖脑袋往工人阶层挤,哪怕是到工厂做一个临时工,那也是横的‘衣服角能扎死人’。
城乡差别在七十年代中期最为突出,工人是那个时代的骄子,身着白色‘的确良’衬衣,下穿深色西装裤,脚穿一双皮鞋,蹬着一辆不新不旧的自行车,是时尚、富有的象征。有时候条件好的青年农民为了赢得姑娘的青睐,也会穿上这样的行头,可在别人的眼里,总让人感觉没有工人穿的那样得体,走在大街上说不定还会引起同伴的起哄,甚至喊‘新郎官’来罗!好事者会在街头巷尾议论“都是泥腿子,这样弄起来干什么?”
无奈在田间干活的年轻人,能消极怠工的决不愿去戴大红花做先进,不管小队长怎样监督,他们都有自己偷懒的方法,别人下地开工了,他的锄头柄掉了,小队长对这些人只能装‘睁眼瞎’,要不然一天到晚不会叫你消停。那时候夏收夏种所谓的“双抢”概念,随着联产责任承包分田到户后消失了。社会主义的平均主义没法调动人的积极性,除了“活学活用思想、大批促大干、农业学大寨”等鼓动性宣传外,没有什么能实际触动人发挥主观奉献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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