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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上海的物资供应总是处于时多时少的窘迫状态——少的时候很多，多的时候很少。

这种物资供应的窘态自然也表现在蛋票上。

因为夏季是禽蛋的淡季，所以今年的梅雨季后，每月里的蛋票对应可买的鸡蛋从一斤半减到了一斤二两，而且票要一月一发——月初发下联单的小三张，分为三旬用。比如8月发的票，1日到10日用上旬票，可买四两，11日到20日用中旬票，也可买四两，以此类推；一个月内，旬票可以挪后用，但不能提前用。

按照这个规律，陶小霜轻易就算出这两天为了给自己做病号饭，二舅家里8月中旬的蛋票是用完了的。

蛋票是由居委会按着户口发放的。发放时，户口又分为大小户，5人及以上的家庭是大户，5人以下的则是小户；大户是上述的一斤二两，小户少二两，只有一斤。二舅家是大户，但户口上只有6口人，陶小霜的户口跟着母亲落在高家，程迎军则按政策是临时户口。

又因为城市居民的粮食关系是跟着户籍走的，所以陶小霜在二舅家住了9年，她的所有票证都是先发在高家，再由母亲带给她——别人是一次分配，到陶小霜这里就是两次分配。

高家不会扣下她的票，但也不会‘调剂’票给她。哪家哪户没有个大病小灾的时候，所以像她这次一个人吃了一家人一旬鸡蛋的情况，其实在这个年月里很常见；一般类似的情况发生后，都会在家庭内部进行调剂——也就是一家人扯着用，实在不够的话还可以在亲友间再借一点。

但发生在陶小霜的身上就不行了！

如果是两天前，事情会这样发展：徐阿婆根本不会向母亲提起蛋票的事，二舅和二舅妈也会认了这损失，可陶小霜怎么能搞浆糊呢，她只会两个月都不碰鸡蛋，直到把‘债’还清。

而现在嘛，只要再等上几天，她就能轻松还上‘债’，几张蛋票算什么，以后就连鸡蛋——她都能想买就买、想吃就吃！不止鸡蛋，大肉、荤油、水果、糕点，以后她都可以尽情的吃！吃饱！吃好！

想到这里，即使两世为人，前世还曾在上海滩见过些世面，陶小霜也不禁心头火热。长期以来半饱不饥的日子就要结束了，陶小霜不禁在心中长叹一声。

第7章票证

不过，再美好的愿景也是以后的事，眼前的早饭才是能马上吃进嘴里的食物。这种想法充满对食物的执着，在60年代里却是社会大众普遍的思维逻辑。

因为在这个年代里，城市居民的吃穿住用都是由国家定等按量分配。

1949年，新中国成立。统一的国土带来的不止是和平，落后的农业生产、薄弱的工业建设完全跟不上新中国添丁增口的速度，于是，社会物资尤其是粮食的极度短缺让统销统购、定量供应成为了大势所趋。

1955年，全国开始实行粮食计划供应，于是粮票、粮证出现了——从此吃米面等主食光有钱不行了，还要票。

然后是肉票、油票，紧接着各种日常副食品、日用工业品也纳入了计划供应的范畴，于是副食品供应本、工业券等也应运而生了。

到了1968年，城市里的家家户户都把粮本和户口本放在一起，家庭的生活开销除了算工资外还得想想自家的副食本、煤本、工业券等等。

根据供应情况的变化和紧俏程度的不同，各种物资对应的票或证能买到的东西的种类和数量也是会变化的。陶小霜还记得在1960年自然灾害席卷全国时，沪上的肉票在年初时能按票值实买，到了年中就要‘节约’一半，等到了年尾更是拿着票也无肉可买了。

当然，各地的情况不同，物资供应也不同：有一年供应不上的时候，上海发过抹布票和牙刷票，可把阿拉们惊倒一地；而在一些偏远的小地方，听说常年都发火柴票、绒线票、针票、各种票——这些在上海都不用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