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话，是沈得鸿对胡适说的。作为中国新诗的“开创者”，他想着，适之总该是有些什么应该说说的。
果然，胡适点了点头，沉声开口道：“封建社会的过去，总是该意味着一些事物的灭亡，意味着一些事物的兴起。就像白话文成为如今中国文坛的主流一样，新诗成为诗坛的主流，也是自然而然，毫无疑问的。所以，这些年我才一直在尝试着新诗这样一种，对我们来说好似是全新的一种诗体。”
稍稍喘了一口气，他又接着道：“新诗是由西方流传进来的，在此之前，我们从未接触过这样形式自由的诗歌，创作起来自然极为困难。我一开始进行尝试的时候，不也闹出了不少笑话？
但我觉得，人终归是要尝试的。既然现在没有人尝试，那便我来试试。写得多了，就有经验了，自然也就写得好了。我的那首《梦与诗》其实也有这个意思，也不知道有多少人能看出来。总之，我是觉得要写好新诗，便是不要想那么多，大胆去试便是了。”
胡适所提出的观点无非是在于“经验之谈”，他认为要写出一首好的新诗，是需要经过多次、反复的尝试的。
但是杨雪半垂着眼，想了许久，方才望着胡适，也谈论着自己的想法道：“我倒是觉得，要写好一首新诗，应当是要从‘新诗’本身去思考的。”
“哦？佑亦快说说你这是什么意思？”许章序朝着杨雪的方向偏过头问道。
“唔，大家难道不觉得白话新诗发展至今，也未能构建出审美规范、未能达成审美共识吗？”杨雪沉吟了一会儿，说道，“怎样评判一首新诗好与不好？怎样写出一首新诗才算得上是好诗？谁能说的清楚？”
提出了几个问题后，杨雪任众人思考了些时候，方才将自己的想法一一赘述出来：“记得适之曾说，白话新诗正是‘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长短’的，也不知道我记错了吗？”
“没错。”杨雪求答的目光落在了胡适的身上，使得胡适虽还有些愣神，却也是点了点头，如此回答道。
而杨雪见自己没有记错，便继续说了下去：“咱们中国上千年的历史里，无论是《诗经》中的‘风雅颂’，还是楚辞、乐府、律师、宋词……
总之，不论其诗体形式如何变化，却总归是讲究格韵的，如此也造成了我们中国人本身对诗歌的审美。若此后新诗当真像适之所说的那般什么都不拘，任其随意性和不确定性继续发展，又怎么会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审美呢？”
众人听完杨雪的话后，一片缄默，却又无法阻止自己的内心去承认杨雪提出的观点是正确的。这一点，连胡适自己都难以反驳。
“格律”、“音韵”，这确实是中国诗歌几千年留传下的诗歌审美标准，连他自己写的诗，本身也是在不自觉的，在往这个审美标准里套。那一句“醉过才知酒浓，爱过才知情重”，无外乎也是如此。
在座几人都是有真才实学的聪明人，是以杨雪也并不担心他们转不过弯来，便又开始说道：“其次，我还是要说，我们的文人太过激进了！”
“激进”一词，杨雪曾不止一次的提到过。男人们不顾一切的逃离包办婚姻，打破封建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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