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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下意识说了一句，不可能吧。

那个人撇撇嘴，怎么不可能呀，他和一个男人搂搂抱抱，叫人撞见了，有一大帮人去闹，学校都差点给砸了。我一脸呆怔，不知应该作何反应，他有点失望，对我皱起眉头说，同性恋啊，会得艾滋的，多恶心啊。

是真的吗？是父亲吗？我不敢问，更不敢想。但不久江上客就在晚上放学后到学校门口堵我，急切地问我知不知道父亲的去向。

他吞吞吐吐，只是含糊地说他父亲又来找他，他不愿跟他父亲走，他父亲就想办法搞垮了他的事业。我告诉他父亲从没有回家，他“哦”一声，点了一根烟，熟练得完全像一个在社会上游刃有余的成熟男人，只是眼神中还透着失落与迷惘。

我对父亲的了解比江上客还少，因此也不能给出什么有用的建议。但我仍然未免感到气愤，指责江上客连累父亲，以至他不仅生计无着落，连声名都要受损。

我隐约猜到这段轶事中的另一个男主角是谁。我指望江上客能怒气冲冲地反驳我，告诉我不要听人乱讲，告诉我父亲完全是受人陷害，告诉我那些传言全是子虚乌有。可他只是默默听着，不做辩解，手指无意识地摩挲着腕上的手表。

我认出那正是他赠予父亲的那块，心头一悚，渐渐住了口。他合拢风衣，对我寂寥地笑笑，请我相信父亲，说他从来是个起身走入放学时川流不息的人群。我似乎看到他抬起手腕，近乎虔诚地闭起眼睛亲吻那只手表，但一眨眼的功夫他就消失在喧阗的人潮中。

后来在某个街角，我好像认出了父亲骑着自行车的背影。他蹬车的动作很费力，仅仅通过那佝偻起来的、苍老又沉默的脊背，我就能够想象到他蹙起的眉峰和紧绷的嘴角。当他逆着人群向前，在车流中艰难地挤出一道缝隙，我感觉连他破开的空气都折转而回，沉甸甸压在他的背上。

之后父亲不再寄钱来，江上客过年时也不再出现，但寄了些东西到我家。春天母亲又收到一张汇票，付款人是江上客，来自他读大学的城市。随后他来了封信，解释说那些钱是替父亲汇来的。我满十八岁之后，母亲连续几次把他汇来的钱按原址汇回，后来我们与他就再没有联系。

我考上的大学与江上客的母校在同一个城市。母亲叫我去探望江上客的母亲，我凭借些微记忆找到那家疗养院，无奈不知道那个女人的名字，只能对着家属名单一个个查。接待处的护士找到以江上客名字登记的病床，却告诉我那位病人两年多前就去世了。

大三时我放假回家，惊异地发现母亲憔悴了许多，而且饭量少得可怜。她和蔼地微笑，说年级大了消化不好。我坚持带她去医院，医生诊断出“胆囊癌晚期”时我当即崩溃，而她面容平静，怜爱地抚摸我的头发。

母亲不能上班了，事实上她虚弱得连毛巾都拧不动。我请了几个月假，陪她住在医院。起初她能躺在床上安详地与我聊天，像小时候一样紧紧拉着我的手，后来连睁眼的力气都没了。她开始水肿，细瘦的小腿粗了一圈，我为她按摩时留下的指痕大半天也消散不去。

我家的积蓄经不起如此的消耗。我有时产生幻觉，感觉吊瓶里滴滴流下的是母亲前半生的血汗，此时又悉数回归于她的血管之中。她从来不提放弃治疗一类的话，但我知道她并非幻想恢复健康，而只是不希望让我难过，我也总是面带笑容，与她一同畅想我们的明天，允诺要在大城市买栋大房子并接她来住，还要仰赖她为我照顾孩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