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可见旗盟制度对于游牧民族的管理,是一个很好的手段。
况且汪日辰的建议,还是将最大的部族,改为册封有功将士为其主干!那就更容易保证其对国家的忠诚和可靠。
对汪日辰建言分给牧奴,那些将佐听着,更是大为高兴,简直太好了,这要杀到东胡去立了功劳,不但关内有美宅两天可分,还可以获得大批的牧奴效力,永为其主,这可是大好事呀!
尉僚听了汪日辰的提议,当即站起来支持,并进一步补充,道是现下东胡各族,出战则全族为兵,凡丁壮无一可免,东胡各部对外,乃是以劫掠为主,故出兵多,即便畜牧受些损害,也可以靠掠夺弥补,日后接管其部,向南抢掠之路肯定是断绝了,只有向西、北、东、各处出击,那里都是苦寒之地,所获不多,所以还是要尽量保证畜牧所需的人力丁壮。故日后非生死存亡的大战,其抽丁当不过一半。
如此,按照编制,以伍为最小的单位,则将士赐封当为十户、百户、五百户、千户、三千户为宜,三千户可为一校尉之部属。
千户以上的赐封,即为军功制里的军将和乡侯、郡候两级。千户级别以下,封赏既是其官职,也是其军职,入则管其民,出则统其军。
但到了千户之上,封赏的乃是官职,是否带兵,带领的是不是本部兵,则据需要而定,一般都不能专门统带本部兵。这也是为了防止大封爵的权力过大,导致尾大不掉。
太子丹频频颌首,道:“尉卿所言,正好可弥补汪卿所少呀!”
这时,又有宾客建言,道东胡畜牧旺盛,多牛马羊之属而少锦帛菽麦,所谓消有余而补不足,当鼓励商贩,从关内贩运粮食、布帛、盐、铁等物到草原,换取牛马牲畜,一来可得食,二来牛马,既可助耕,又可为军用。
况既收其为国家子民,则当仁爱待之,畜牧之民,往往遇到风雪之年,多有冻馁之患,输运粮食布帛,也能帮助牧民过冬。
同时,既然册封的将士,多为内地务耕之人,也可教其农耕之道,半农半牧,更当利于其稳定温饱。
这宾客刚刚说完,韩非在旁,鼓掌赞道:“善哉!斯言!”
韩非这一称赞,那宾客大为兴奋,转身对韩非恭敬施礼,道:“先生夸赞,在下荣幸之至。”
韩非微笑着摆手道:“非是我夸赞,实乃阁下之言大得治平之道也!”
韩非坐了老半天都没吭声,这下却站出来夸奖宾客,太子丹就知道,韩非必有所见解。
在他心里,韩非是学术大家,值得敬仰没错,但对于法家之说,姬丹心里也只是信服一部分罢了,另外有很多观点,姬丹并不是很感冒。
比如法家学说最重要的基础就是重耕战。这一点,姬丹很认同,毕竟现在这个社会,农耕是国家存在的基础,战争是国家存在的保障,但在法家学说里,尤其是商鞅,将农耕和诗书礼仪全然对立起来,这未免就有些太过了。比如,在商君书中就提到:诗、书、礼、乐、善、修、仁、廉、辩、慧,国有十者,上无使守战。国以十者治,敌至必削,不至必贫。国去此十者,敌不敢至;虽至,必却;兴兵而伐,必取;按兵不伐,必富。可见法家的理想国度,就是所有的庶民,都要去务农和耕战,至于其他的,都不必要也都是害处。没事就老老实实的去种田,有事调出来打仗。
说到底,就是愚民之耳目,老老实实的守法耕战,别的啥都不要干了。至于行商什么的,更是大逆不道的事情,秦国建立以后,烧诗书,焚史记,和这个思想乃是一脉相承的。至于抑制商业,视商人如罪犯,发商人戍边,更是经常的事。都是在另一个法学大家李斯的推动下进行的。
所以,姬丹认为ie,法家学说有可取之处,但极端之处也不少。并不能适应一个地域广大的帝国的管理和政治。
韩非来了以后,对于韩非治国的理念,太子丹曾经了解过一些,总得来说,他觉得韩非主要的长处,还是在于政治的论述,对于韩非是否有治政的才干,太子丹还真不了解。
既然韩非现在要讲话,那正好可以借此机会,看看韩非的治政之才和谋略如何,也好知道韩非到底只是一个理论家呢还是一个政治大家。
太子姬丹对韩非很是客气,微笑着问道:“其言何以为治平之策,先生可为丹解之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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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百二十八章论策(下)在线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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