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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老子把小鹿接回来。程廷礼稳住立场，坚决不允，因为知道小鹿像他爸爸，总憋着要死。他怕小鹿在寻死之前，会拉了儿子做垫背。

程廷礼回了张家口主持军务，大少爷病病歪歪的也跟了去，不是为了给老子帮忙，而是想把小鹿硬给闹回来。程廷礼不搭理他，于是他闹了一个多月之后，也就渐渐的闹不动了。

他换了策略，想要偷着去日本，结果在临行之前被程廷礼发现了，程廷礼二话没说，直接把他那张脸抽成了花瓜。先抽，抽完了再讲道理，讲做老子的是如何不容易，做儿子的是如何不懂事，大少爷挨了顿揍又挨了顿骂，一生气，头疼病又犯了，躺在张家口起不来床。

正当此时，程廷礼收到了日本来信。那信是他的一位日本朋友邮寄来的，先前他拜托朋友关照监视着小鹿，这朋友说到做到，如同执行任务一般，果然定期发出了汇报信件。

在信中，日本朋友说小鹿已经进了一家预科学校学习语言，成绩是相当的不怎么样，同时在一个月内，和班级里的所有青年全打过了架。学习的成绩不好，打架的成绩却是很妙，居然保持了全胜的战绩。照着这个势头发展下去，小鹿在成长为战神之前，怕是就要被学校开除出去了。

程廷礼和儿子一起读了这封信，两人都很诧异，因为感觉小鹿的脾气似乎不该有这么暴躁。

一个半月之后，第二封信又来了。据信上的内容看，小鹿已经从校内打到了校外。日本朋友用中文写信，写的有点词不达意，说小鹿“打了一条街”。程廷礼对着这一行字思来想去，不知道小鹿到底是和一个人从街头打到了街尾，还是一个人对战了整条街上的居民。

及至到了第三封信，日本朋友对小鹿做了一点客观的分析，说小鹿总怀疑自己是“受迫害的”，似乎是有必要去医院的精神科看一看医生了。

大少爷看前两封信时，还只是感觉不可思议，如今读到第三封信，他忽然就难过了，因为那日本人显然认为小鹿是疯了，可他知道小鹿不是疯，小鹿大概只是心里憋屈，小鹿那天晚上那么乖，给自己铺床，伺候自己睡觉，结果自己可好，竟是一脚把他踢成了断子绝孙。

大少爷开始等待第四封信、第五封信。

从信上，他得知小鹿从预科毕业了，日本话没学会几句，打架的功夫倒是见长，然后他进了日本近卫步兵的一支联队，又实习了几个月。在预科里，是他打别人；如今进了军营，换成别人打他。但是勉勉强强的，他活着出了联队，还是进入了陆士。

小鹿就这样度过了他在日本的第一年。

第二年，他的情绪似乎是平和了一些，但是看那信件字里行间透出的意思，显然还是有点“与众不同”——往好了说，他是与众不同；往坏了说，那形容词可就多了。

第二年过了一大半，在初秋时节，日本军队在沈阳开了枪，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日本军队很快占领了东三省，并且虎视眈眈的盯上了热河。全中国都怒不可遏的沸腾了，程廷礼把派去日本的青年们也全撤了回来，唯独不带小鹿。小鹿给他连来了三封信要求回国，他也还是不许。

东北打仗，战火还没有烧到察哈尔。程廷礼稳坐江山，并未乱了方寸。不能让小鹿回来，他想，不把这两个孩子分开个三年五载，他不放心。横竖小鹿在那边有人照顾，虽说两国开了战，但是只要小鹿的人身安全能够得到保证，国家大事和他个小毛孩子也没有多大关系。

程廷礼盘算好了，为了儿子，他那一颗心硬如磐石一般，风吹不动、浪打不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