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清军将领哈元生与董芳发生内讧,结果大兵云集数月,旷久无功。乾隆帝继位后,为扭转战局,除继续增调援兵外,下令将张昭、元展成、董芳等,以玩忽职守、贻误军机罪革职拿问。同时,任命湖广总督张广泗为七省经略,重新部署进剿。张广泗认为前一阶段进剿失败原因,在于分兵为战、守二部,致使用于作战的兵力不足。他决定采取剿抚兼施,以抚待剿的策略,先抚“熟苗”,后捣“生苗”,再惩“熟苗”,集中兵力,以整击散。
十二月初,张广泗到凯里,分兵三路,进剿苗族村寨。凯里一路四千人,由四川督标副将长寿、贵州定广协副将军曾长治率领;台拱一路三千人,由广西左江总兵王无党、贵州黔西协副将康世显率领;清江一路五千人,由张广泗和湖北襄阳总兵焦应林、湖南九溪协副将李椅率领。
三路清军分别向九股河上、下游和清水江下游各苗寨同时发起进攻。广大苗民堵路、筑城、挖壕、埋签,顽强抗击,但终因力量悬殊,无法阻挡清军围攻。年底,上九股的挂丁、郎川、空稗,下九股的台雄、打革,清水江下游的摆尾等数十个较大的苗寨,先后被清军攻破,苗民死伤惨重。
乾隆元年正月,张广泗进一步部署围剿苗众:命总兵焦应林、副将长寿统兵留驻已攻占之苗寨;增调古州总兵韩勋、广东高州总兵谭行义、四川川北总兵王廷诏等部,连同原有清军,分为八路,进剿丹江、高坡、羊色、摆调、乌留等地。
三月底,清军攻破近两百座苗寨。包利被迫率众退入牛皮大箐。牛皮大箐位于黔东南苗疆中心,盘亘数百里,北为丹江,南为古州,西为都匀,东为清江。其主峰雷公山危崖入云,老树蔽天,泥泞没膝。是为易守难攻之处。包利率众将路径挖断,试图据守于此地以图再举。
张广泗采用沿山筑长墙围困之策,檄诸军分扼箐口,然后四面搜剿。四月,起义军首领包利,于乌糯箐被俘。义军士气大受损伤,加之粮尽援绝,战斗力锐减。
五月底,清军搜剿牛皮大箐,苗众损失惨重。
六月至九月,张广泗回军清江、台拱、凯里、清平、黄平、施秉等地,大肆搜剿苗寨,数万苗众惨遭屠杀,一场声势浩大的苗民起义,终被镇压。
历史上曾标榜“康乾盛世”,而古州苗民为何揭干而起呢?一个盛世,取决于一代明君,雍正和乾隆是两位了不起的皇帝。但由于当时皇帝鞭长莫及贵州这块偏的苗疆,而地方官昏庸残暴,才激起了民愤。
雍正初年,贵州巡抚石礼哈上奏世宗皇帝说:古州八万苗民愚悍无知,未通声教,应请用兵剿抚。
如果当时雍正皇帝准奏,古州八万苗民的遭遇更加不堪设想。雍正皇帝却批谕:“古州八万苗人虽未归政化,但用兵进剿,震慑苗众,朕心实不忍,所请切不可行。”
雍正皇帝倾向德化,遂民所愿。
雍正六年,雍正皇帝对当时新任贵州巡抚张广泗批谕说:“若仓猝之间协以兵威,未免戕害苗命,且强所不愿,非朕本怀倘或执迷不悟,切勿徒恃兵力,杀伤苗民”
但鄂尔泰、张广泗之流,束皇帝训诫于高阁,在推行“改土归流”时,“伐山通道,穷搜窟宅”,横征暴敛,烧毁大批苗寨,杀无数无辜苗民,才引爆了这场起义。事后,他们俩人见势不妙,在皇帝面前请求削职。
这就是惊动朝野的“雍乾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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