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壁的立夏去年包了两眼水塘，信誓旦旦地要“一年发起来，买上手表、缝纫机跟单车。”可到了春夏之交涨水的季节，鱼就开始莫名其妙地死掉，每天早上起来水塘周围一圈白色都是三四寸长的鱼苗尸体。打了石灰水也不见什么效果，一涨水还是死。到年底干塘，草鱼已经所剩无几，只捉到一些一斤左右的鲤鱼和两指来宽的鲫鱼。

队上还有户人家栽过苜蓿，好像也没赚到什么钱。

乡干部说的没错，现有的这些副业都不好做。没想到世上还有养蚕这么好的副业，成本又低风险又小收益还高，龙奎们哪能不动心。

第三十章，副业（2）

看到乡民们动心了，乡政府马上又发出一份通知来：

“为全心全意帮助乡亲们养蚕致富，乡政府派工作人员各地走访，经过实地调查，终于为大家采购到了一批价格便宜、品种优良的好桑树苗。乡亲们想种的请速前往乡政府大院领取，只收根本费5毛钱一棵（当时鸡蛋是9分钱一个）。数量不多，先到先得。此通知请大家相互转告。”

最后这句话抓住了要点。很多人一看要“相互转告”，心想完了，不到两天就会大伙全都晓得了，得赶紧，我悄悄地哪个也不告诉。龙奎就是看了通知后连龙章也没告诉。此时他手头刚好还有几十块钱。去年新养的猪娘下了八只猪崽，存活了四只。年初刚卖完四只猪崽，得了四十多块钱。给忠义买药花了十来块，日用也花掉一些，现在还剩二十多块。龙奎决定把这钱全都用来买桑树。反正蚕种要到年底才会来，到时候早又卖了小猪，再用那钱去买蚕种。

桑树买回来，龙奎把潮湿的菜地边、田边和水塘边到处都栽上了。这树生命力强，到夏天，栽下去的桑树99%都存活下来了，并且一棵棵都长得枝繁叶茂。

六月里猪娘又下了九只猪崽。有一只先天不足，生下来就软绵绵的没能活下来，然后这蠢猪娘自己走动时又踩死了两只。活下来的六只两公四母。母的要等长到半大才能阉，所以猪崽在出栏之前主人家只要把公的阉了。两只中有一只可能是没阉好，刀口发炎，后来就一直不长个，到满月时才三四斤的样子。这一只自然是没人要，只能自己留着。另外五只卖出去得了六十多块钱。

趁着手头有点钱，龙奎按照乡干部的指示，请了篾匠来家里织了三天的盘箕（圆型大竹匾）。竹子倒是不用花钱——房前屋后到处都是竹子，春上连茅坑里也会钻出竹笋来——工钱和酒肉伙食一起花了二十多块，织出五个直径六尺的大盘箕。龙奎把它们拿到水塘里洗干净了晒在塘堤上。

小红和小兵放学回来，看到那么大个崭新的大盘箕摆成一排，自然是又新鲜又有趣。姐弟俩把书包一扔，鞋也不脱就在一个个新盘箕里打滚。滚过后又各自慢慢地移了一个背到背上，高声宣布自己是世界上最大的山螺（蜗牛），然后就背着大盘箕双膝跪地在塘堤上爬着。

听到两个小家伙的笑声，龙奎赶过来喊：“放下来，快放下来，莫搞邋遢了。”

“叔叔，这是做么业的呀？这么多。”小红问。

“装钱的。叔叔家要发财啦！”龙奎笑呵呵地回答。

可是到了年底，乡政府答应过的蚕种却不见有下文。龙奎们等了又等，盼了又盼，除了来催上交的，别的干部连影子也没见一个。大伙等得不耐烦了，就邀了几个人去乡政府问。奇怪的是每问到一个干部都说不晓得这事，“不归我管”。问归哪个干部管啊？回答说那人调走了。

这一带方圆几十里也从没听说过有人养蚕，农民们自己自然不知道往哪里去弄蚕种。于是全乡轰轰烈烈的养蚕行动胎死腹中，便不了了之。

对于那些种下去的桑树，也没有人告诉乡民们该怎样处理。龙奎们等了两年不见动静，只得把桑树全砍下来，晒干了当柴烧。可这桑树偏偏又生命力极其旺盛，年年砍年年发，把地都啃贫了，后来在这栽过桑树的地上种的豆子玉米之类收成都不好。

而那些超大号的盘箕，除了贺十婆子偶尔背一个出来晒晒菜干外再也派不上什么用场，挂在墙上年复一年慢慢地就长了虫。再取下来时满盘箕是结成串的虫屎，倒像真养过蚕似的。

义伟是真正的不知什么叫忧愁。养蚕泡汤了，猪价跌了，农业税涨了，征粮加了，这一切都与她无关。她只管每天做三顿饭，忠义基本上是贺十老两口在带。除了做饭，她常年做得最多的事就是捡柴。每天碗一丢，她就背着个背篮出去了。要是小红和小兵放假，她就跟在两个小侄子的屁股后面。姐弟俩把牛放在山上，或者把自己的猪草寻好，就爬上树帮婶婶折枯树枝。小村角落里的生活日复一日地几乎一尘不变，跟前跟后的傻婶婶陪伴了小红和小兵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期。风里来雨里去的，小姐弟俩与婶婶之间倒生出了一份超越年龄差距的友谊和一种忽略义伟智力残缺的亲情。

第三十一章，“锅锅”

1986年，忠义三岁了，终于能够坐起来，走路却还是不行，也不会说话。对他的治疗早就停止了，一方面是因为不见什么显著的效果，另一方面是由于龙奎实在是拿不出钱来。一年下来连吃饭吃油都成问题，那里还有钱常年累月地给他吃补药。

刚开始发现忠义有问题时，舅舅和姨妈们都还偶尔来看看他，也零零星星给过一些钱送过一些吃的，但时间久了不见孩子有什么起色后大家也就失去了耐心。再说各家都有各家的事要忙。吃国家粮的舅舅和姨妈也只是小城镇上的职工，并不是什么官居要职的大干部，自然也就阔不到哪里去。而在农村的两个则与其他普通农民一样，在农业税、上交和天干大水的重重压力下挣扎着养家糊口、送孩子上学，对外甥也就心有余而力不足了。所以舅舅和姨妈们渐渐地也就来得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