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 部分(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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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校拉开手枪保险。

法比嘴大张了一下,但一动不动,怕任何动作都会惊飞了枪口里的子弹。

独轮车上的伤兵哼了一声。谁都能听见那是怎样痛苦的垂死生命发出的呻吟。这声呻吟也让人听出一股奶声奶气来,一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刚变声的嗓音。少年士兵疼成那样,人们还在没完没了地扯皮,在如此的疼痛面前,还有什么是重要的?连生、死都不重要了。

“好吧,你们先处理一下伤口再说。”英格曼神父说。

“水已经烧热了!”陈乔治一直悄悄地参与在这场冲突和扯皮中,虽然一言未发,但立场早就站定,并自作主张地开始了接待伤员的准备,现在,洗礼池中最后的饮用水已在锅炉里加热了。

陈乔治忙不迭给独轮车带路,拄树枝的上士跟在后面。窑姐们此刻都从地下室上来了,一声不吱地看半死的小兵和跛腿上士,看不出是嫌弃还是恐惧,既像夹道送葬又像夹道欢迎。

姓戴的少校正要跟过去,英格曼神父叫住他。

“少校,把你的枪给我。”

军官皱起眉:这洋老头想什么呢?日本人还没能缴他的械呢!

“你如果想进入教堂的保护,必须放下武器。本教堂的优势是它的中立性,一旦有武装人员进驻,就失去了这个优越性。所以,把你的枪给我。”

少校看着他的异族浅色眼睛说:“不行。”

“那我就不能让你待下来。”

“我不会待下来的,可能也就待一两天。”

“在这里待一分钟,你也必须做个普通公民。如果日本人发现你带着武器待在这里,我就无法为你辩护,也无法证明教堂的中立地位。”

“如果日本人真进来,我没有武器,只能任他们宰割。”

“放下武器,你才能是普通难民在这里避难。否则,你必须立刻离开。”

戴少校犹豫着,然后说:“我只待一夜,等我从那两个伤兵嘴里打听到日本人屠杀战俘的情况,我就走。”

“我说了,一分钟也不行。”

“少校,听神父的吧。”法比在一边说道。“你自己伤得也不轻,从这里出去,没吃没喝,到处是日本兵,你能走多远?至少把伤养养,身体将息一阵再走。”他的江北话现在用来讲道理倒挺合适,听起来像劝村子里一对打架的兄弟。

戴少校慢慢地把枪保险关上,咔嗒一声。然后他把枪口掉了个头,朝向自己,让枪把朝着英格曼神父。

书娟看出他的不甘心,正如她刚才也看出神父被迫让步时的不甘一样。

第八章

那个上士名字叫李全有,小兵叫王浦生,这是我姨妈孟书娟和她的同学们第二天就知道的。小兵的兵龄才一个月,是从家门口的红薯地里直接给拉进兵营,套上军装的。套上军装当天,他得到一把长枪,一条子弹带,然后被拉到打谷场上,学了几个刺杀动作,c练了几个s击姿势,就被拉到了南京。他连一枪都没有捞到放,因为长官说子弹太金贵,都留到战场上去放吧。可是他在战场上也只捞到放几枪,就挂了彩,整个大部队投降的时候,他还不太明白他的军旅生涯已经结束了,他十五岁的一条命,也差不多结束了。

上士李全有的左腿受伤很重,挨了四刀,膝盖后面的筋被扎断了,因此这条腿像是他身体上最先死亡的一部分,无力而碍事地被他拖着。他和王浦生如何被枪杀,以及他们又如何逃生,是戴少校一再追问才问出来的,最开始,戴少校一问他,他便说:“提它呢?娘那x,老子可没那么窝囊过!”或者说:“啥也不记得了!”直到第三天,喝了点酒,他才把事情始末告诉少校,酒当然是教堂浮财,是女人们偷出来给军人们的,那个时候军人们和女人已经处成患难知己了。

故事被戴少校讲给了法比,法比又转告了英格曼神父。等我姨妈书娟以及其他女学生听到,已经掐头去尾,支离破碎。书娟大起来,又碰见已经辞退神职的法比,阿多那多,从法比那里又听了一次李全有和王浦生的故事,那时,法比讲出来的故事是经过他的记忆和想象编辑的,故事不连接的地方,被他多年来掌握的有关那场战争的宏观知识填补了。并且,在法比把这故事讲给成年后的书娟之前,已经给无数人讲过,在讲述中故事不断被完善和逻辑化,所以书娟在八十年代听到老年法比讲的故事,就比较丰满,甚至文学化。

故事是这样的,李全有和王浦生所在的部队在宣誓“人在城在,打倒最后一个人”之后的第二天,就失去了和总指挥部的联络。就是说,他们的长官不知道接下来去往哪里打、怎么打,也无法知道敌人的进攻方向。长官们还不知道,他们已被更大的长官出卖了,前线稍微先进些、完好些的无线电装备,此刻已经被装上车船,往后方运送。一支三百架飞机的空军部队,是蒋总统唯一的空中战斗力量,因此也让他当做政府侦察的敌军位置,因此炮兵失去了发s方向。步兵是由不同地方调来的,失去无线电为他们彼此联络,谁也不知道该配合谁、增援谁,有的部队只差一步就能阻止敌人破城了,但是伤亡过重,弹药耗尽,而就在他们附近的友军因为毫不了解情况,把增援的机会错过了。

在该增援友军而按兵不动的部队中,有个三十岁的老兵油子,他就是李全有,等日本兵攻破友军的阵地,从他们身边大踏步进入城市,他们才意识到他们是一盘棋中死去的棋子。

好在天色暗下来,他们和敌人稀里糊涂地交错过去。夜里,他们被自己的长官出卖了。上尉以上的军官都天黑之后跑光了。清晨来了一架日本直升机,还有个汉j在大喇叭里喊话:“中国士兵们,大日本皇军优待俘虏!只要你们放下武器,等着你们的是大米饭、热茶和皇军的罐头鱼r!……”到此刻,中国士兵们已经三四天没闻到大米饭的味道了。飞机围着山头转,山坡上的柏树下,都是仰着头的中国士兵。过了一会儿,飞机转回来,大喇叭里的汉j变成了日本婆娘,用日本舌头喝了一支中国歌。飞机再次转回来时,满天都是白纸张、黄纸张、粉红纸张。中国士兵捡起那些纸张,有个别认字的人说:“这是日本人撒的传单,要咱投降!”有识字识得多的,便说:“这上面说了,保证不杀不打,保证有吃有住,还说只要抵抗就剿尽杀绝。南京所有的中国军队都投降了,都是在受优待呢!”还有一张传单不那么客气,说日本皇军的等待不是无限的,假如到明天清晨五点还不投降,什么都晚了。

夜里,中国士兵们把各种可能性都讨论了。李全有是他们连队的班长,向排长提出,可以化整为零趁天黑逃走,能不能逃出去,可以碰碰运气。排长说:“你想到的,恐怕日本人都想到了。”另一个上士班长说:“咱拿着这些传单,要是日本人说话不算数,咱能找他评理,这些传单白纸黑字,都是凭据!这儿还印着他们司令官的名字,他敢赖不成?!”

有的传单上印着投降和投降条例:第一,把武器搜集成一堆;第二,士兵按班、排、连列成队伍,打头的举白旗——白色床单或白色衬衣都行;第三,每个士兵军官都必须把双手举过头,从隐藏的地方走出来,日本军队提倡秩序,扰乱秩序者一律严惩。

李全有一口干粮都没有,但烟还有半袋。他装了一锅又一锅烟,想打定主意,是跟大部队一块投降,还是悄悄猫下来,或者趁天黑偷偷摸出去,如果他有一口吃的,他都不会跟着投降。所有弟兄都掏出烟,相互让着,又潮又冷的气息被密实的松树、柞树吐出,在夜里灌进几千个饿汉的血r,唯有抽烟能给他们一点舒适。

他们不知道,正在此刻,比他们少十倍的日本兵在山坡下看着满坡密密麻麻的烟头上的火星,感到有些畏惧:这毕竟是一个壮大的军事集体,万一传单散布的诈降失败,是很难对付的。

李全有最终放弃了逃走和潜伏的打算。投降的结果是已知的,至少日本人的传单让他们看到朦胧的下一步,逃亡和潜伏的结果却未知。还有李全有跟他所有的战友一样,在凶吉未卜的时候,总是相信集体的决定,集体是几千人的胆量相加,就是一份毁灭的危险被几千人分承,也容易受得多。

清晨五点,中国士兵们的第一杆白旗升起。那是一个号兵举着的一条白床单。床单是一个团长逃跑之后遗忘的。床单被裁成四块,分别发到四个团里,雾刚刚起来,等中国战俘到了日本兵跟前,才发现如此悬殊的敌寡我众。昨夜要是突围应该能突出去,因为他们没有无线电设备,无法知道中国军队的全盘局势,被敌人钻了空子。

这支部队里有个命最大的,一直活到八十多,活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这个老兵从全世界集中的历史资料中得知,日军在一九三七年攻打南京时多么无耻诡诈,如何早早谋划好骗局,离间中国军队,同时一支一支部队地进行诈降。他们从一开始就没有一丝诚意执行《日内瓦国际战俘条约》。八十多岁的老兵看着一队戴相同遮阳帽的日本旅行团,心被一句痛骂憋得疼痛。

那是后话。现在我还得回到李全有的故事中来。

从另一条小路上,走来的是一支轻伤员队伍,其中有个脑袋扎在三角巾里的少年。李全友的连队奉命在岔路口停下,等伤兵的队伍先过去,似乎受降的日本兵想得很周到,让伤员最先进入他们“有吃有住”的安全环境。这个时候,李全有和小兵王浦生还是陌路人。

在四面白旗的带领下,中国战俘们沉默地走上公路。隔着十米会有一个横着长枪的日本兵押解,有时还会冒出个中国翻译,叫战俘们:“跟紧了啊!走快点!”碰到这样的汉j,战俘队伍里总会有一两个人问他们:“日本人要把我们送到哪里去?”

“不晓得。”汉j会这么回答,脸跟押解的日本兵一样空白无内容。

“前头有饭吃,有水喝吗?”某战俘会问。

“那还能没有?”汉j说。

“日本人真的不打不杀?”

“不杀!赶紧往前走!”

真有一些钻牛角尖的中国战俘,怀里揣着那些传单,他们见到汉j,会把传单拿出来,让汉j看看,他们抱的希望是有根据的,不是虚妄的,应该找日本人兑现。

这些跟汉j们交流过一两句的战俘很快会成队伍里的转播站:“真不杀?”“他说不杀……”“真给饭吃?”“他说给。”

传着传着,话就越发顺着他们的心愿变幻:“到前头就有饭吃了!再走一会儿就到了!日本人从来不杀战俘!……”

再走一阵,吃的和住的还是无头绪,战俘们前一刻落实的心又悬浮起来,相互间再次打听:“刚才你听谁说有饭吃?”“听你说的!”“我说了吗?我是说恐怕快要发饭了……”“那再找个翻译问问!”

到了上午十点多,雾开始散了,他们来到一片炸塌了的厂房外。日本军官和翻译交待几句,翻译拿着铁皮话筒对中国战俘喊话:“中国官兵们,请大家在这里稍事休息,等待上面命令。”

一个中国兵胆子很大,大声问道:“是在这里开饭吗?”

日本军官生铁般的目光指向他,所有中国战俘的心都一冷,这哪里像给饭吃给住处的样子?

他们看到两天前经过的城市现在生息全无,空得闹鬼。

翻译又领授了日本军官的意思,再次向中国战俘喊话:“开饭地点在江边,开了饭,就用轮船把你们运送到江心岛上,在那里开荒种地。日军的军需口粮,以后要由诸位来供给……”

所有中国战俘都被这个交待安顿下来。不管怎么样,这是个可信的交待,他们进一步看到自己的下一步,尽管饿得站不住,心情好了一些。翻译接下去又说:“在此休整时期,大家需要暂时忍耐一下,配合一下日军官兵,把手让他们绑起来……”

铁皮喇叭还在饶舌,中国士兵们已经大声表示疑惑了:“好好的绑我们的手干什么?!”

“他们有枪,我们赤手空拳,还要捆我们?!”

“不干!”

一片闹事的声音起来了。

一个日本军官吼叫一声,所有刺刀一块儿进入刺杀预备动作。

中国士兵们安静了,队形缩小一点。

铁皮喇叭开始转达日本军官的意思:“捆绑正是怕大家不守纪律,失去控制,上船过江,在船上乱起来是很危险的,皇军是考虑到你们的安全。”

汉j把嗓子都喊毛了,还是没有打消中国战俘们的疑惑。

有一个中国战俘跟翻译对喊:“把我们的手绑起来,到江边让我们怎么吃饭?”

翻译回答不上来。中国战俘们都被这句话提醒了,没错,日本人不是说到江边开饭吗?怎么又说捆绑是为了上船的秩序?都绑上怎么端碗拿馍?日本兵就这么些,人手够喂我们的吗?就是相信他们,我们该信哪句话?

日本军官凑到翻译跟前,问中国战俘又闹什么?翻译含着微笑,把日本军官前后矛盾的计划指出来。

日本军官思考了一会儿,跟翻译嘀咕一阵,翻译转身,扬起大喇叭说:“中国士兵们,中佐认为你们言之有理,他考虑欠周到。这样,大家先就地宿营,等联系好伙食供给部门,再通知大家。”

李全有和战友们被日本兵押进了工厂的空地,五千多战俘把这厂房内外塞得爆满,谁想偷点空间伸个懒腰、打个盹都不行。过分的疲惫和饥饿还是让战俘们直直坐着睡着了。他们在天暗下来时陆续醒来,没一个人还有力气从地上站起。

李全有的位置靠外围,离他一步远,就是一把长长的刺刀,他顺着那刺刀往上看,看到一张空白无内容的脸——一个十八九岁的日本兵,李全有问:“水?有水吗?”

日本兵看着他,把他当一匹骡子或一件家具看。

李全有做了个喝水的手势,心想看一个木板凳的目光也不会比这日本兵的目光更麻木了。

“喝水!……”另一个中国战俘跟李全有一块儿要求,一边比划一边念叨,把两个中国字念得又慢又仔细,似乎被念慢了的中国字,就能当日本字听得懂了。

日本兵还是一声不响,一动不动。

好几个中国战俘都参加进来,对日本兵连比划带念叨:“水!水!水!……”

李全有说:“装什么王八蛋?明明懂了!不给饭吃,水都不给喝一口!”

“水!……水!……”

更多的中国战俘请求。

日本军官又一声吼叫,枪栓拉开了。

中国战俘们低声议论:“早知道不该进到这破厂子里头来,跟他们拼都舞弄不开手脚!”

“要拼早上就该拼,那时肚子没这么瘪!”

“早知道昨夜里就拼,咱那么多人,那么多条枪!”

“要知道日本人就这点人,才不理它传单上说的呢!非拼了不行!”

“行了,那时候没拼,现在后悔有d用!”李全有总结道。

翻译此刻又出现在中国战俘面前:“中国官兵们,因为后勤供给的故障,只能让大家再忍耐一会儿,渡到江心岛再开饭……”

“肯定有饭吃?”

“中佐先生向大家保证!已经跟江心岛上的伙夫们说妥了,准备了五千人的馒头!”

“五千人的馒头!”中国战俘们一片议论。任何具体数字在此刻都增大信息的可信度。

“不知道一人能给几个馍?”

“能管饱不能?”

“船得走多长时间才能到岛上?”

翻译又说:“所以,船已经在江边等着了,现在请各位配合,排好队列走出来……”

中国士兵们几乎用最后的体力站起身,每人都经过了三四秒的天旋地转、两眼昏黑才渐渐站稳。多数人背上和额头上一层虚汗。他们走出坍塌的工厂大门时,翻译口气轻松地说:“请大家配合,把双手交给日军捆绑,为了上船的秩序,只能请大家委屈一会儿!……”

黄昏中看一柄柄刺刀似乎显得比白天密集。几十支手电筒的光柱在中国战俘的脸上晃动。汉j继续说:“只是为了万无一失,不出乱子,请大家千万别误会!”

李全有觉得日本人的森严和汉j的友善有点不相衬。他连琢磨分析的体力都没了。这一天的饥饿、干渴、恐怖、焦虑真的把他变成一条会走动的木板凳了。

又是一个小时的行军,听到江涛时,天上出来一轮月亮,队伍从双列变成单列,渐渐到达江边,最后一队战俘到达江边时,月亮已经明晃晃地当空了。

中国战俘们一个个被反绑两手,站在江滩上,很快就有人打听起来:“船在哪里呢?怎么一条船也没有?”

翻译官不知去了哪里,他们只有自问自答:恐怕一会儿要开过来吧,这里不是码头,不能泊船,恐怕船停在附近的码头上。

江风带着粉尘般细小的水珠,吹打着五千多个中国战俘。

“那我们在这儿干什么?”有人问。

“等船吧?”有人答。

“不是说船在等我们吗?”

“谁说的?”

“那个汉j翻译说的。”

“他说的顶p用!这里又没有码头,船怎么停?当然要停在附近码头,等咱上船的时候再开过来。”

“那为啥不让咱就到码头上去上船呢?”

这句话把所有议论的人都问哑口了。问这句话的人是李全有的排长,三十一岁,会些文墨也有脑筋。李全有从排长眼睛里看到了恐惧,排长一到江滩上就打量了地形。这是一块凹字形滩地,朝长江的一面是凹字的缺口,被三面高地环抱。从高地下到滩上来的路很陡,又窄,那就是日本兵让中国战俘的双列纵队编为单列的原因。谁会把装载大量乘客的船停靠到这里?不可能。

排长让李全有看三面高地的顶上。那里站着密密麻麻的日本兵,月光照着他们的武器,每隔一段就架设着一挺重机枪。

“这是怎么了?还等什么呢?”

这样的提问已经没人回答了,战俘们有的站不住了,坐下来,饥饿干渴使他们驯服很多,听天由命吧。

这样等把月亮都从天的一边等到了另一边,船还是没来。本来冻疼、冻木的脚现在像是不存在了。被捆着绳子的手腕也从疼到木再到不存在。

“妈的,早知道不该让他们绑上手的!”

“就是,要是手没绑着,还能拼一下!”

“传单上还有他们司令官的名字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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