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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跑。

宋主任倒在地上着急地大喊：“拦住他们，快拦住他们。”

可那些保安只是做做样子，并没有谁真的去拦住他们。眼看跑在第一的江十月就要冲到大门口了，忽然不远处传来刺耳的警笛声。江十月顿时一惊，立刻收回就要跑出厂门的脚步。

果然，几辆警车和好多辆警察专用摩托车冲进厂区，并在离蓝球厂50米左右的地方停了下来。具体看不清多少人，警车和摩托车上不断闪烁的红色指示灯却不断提醒人们：警察都出动了！

警察站在厂区，当然是代表厂方，肯定也是厂里请来的。虽然警察和治安队员们并没有任何对他们动武的表示，甚至很少人往这边看，但刚才还蠢蠢欲动的男工们立刻感到了某种无形的压力。

191。

很多男工退回到篮球厂的位置，“眼镜”和江十月看到后面越来越稀少的人群，只好垂头丧气地走回了人群。越来越多的人将行李搬到了蓝球厂，甚至有几个人想过来结工资。开始的时候，“眼镜”和江十月几个活跃分子还想象刚才一样到处游说，但点头的人越来越少，对他们的态度也越来越冷漠。

宋主任立刻亲自出马，走向那几个拿着行李想过来结工资的人。先是一个，两个，三个。。。。。。男工们很快排成了队，一边叹气一边交出各自的厂牌、厂服、饭卡、宿舍钥匙，经过我们各部门代表一一确定签名后，领了工资，迈着沉重的脚步走出厂门。

快到下班时间了，他们几乎都没有落脚的地方。有老乡投奔还是好的，没有老乡投奔的便联系几个相同命运的人，准备到偏僻的山上或很难被治安队发现的地方过夜。

有很多人哀求我们：“工资我明天再拿，让我再在厂里过一夜好不好，就一夜。过一夜你们就多扣了十元好不好？不，二十元，三十元，五十元也行。”

对于这些请求，人微而言轻的我们只好无奈地摇头。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只有十六岁的男孩，去年进厂时他借的是别人的身份证。他1。55左右，长得非常秀气，瘦弱得可怜。结了工资，他却抱着凉蓬边的柱子不肯走，他哭着求我们：“让我住一夜好不好，就一夜，我真的没地方去呀。”

胡海波问他：“怎么没地方去？是谁带你来东莞的你再去找谁啊？”

男孩可怜巴巴地说：“是我哥带我来的，可我哥得了胆囊炎，这边看病太贵，他上个月回家做手术了呢。”

我们面面相觑，都非常同情他。按刚才驱逐男工的办法，余武应该威胁他离厂的。但余威看着哭成泪人的小男孩，苦笑道：“我真的下不了手呢。”

但这时，除了这个小男孩，所有的男工都离开了。宋主任脸上露出了笑容，长舒了一口气说：“谢天谢地，终于都走了。”

回头一看抱着柱子的男孩，诧异地问：“这个也是吗？”

我试探着问：“他好可怜呢，能不能让他在厂里过一夜？”

宋主任向我一瞪眼：“出了问题你负责？”

我吓得立刻噤了声。

余武只好走过去，轻声说：“走吧。”破例没有象刚才对待别的男工那样粗暴和大声。男孩却仰着流满泪水的脸，可怜巴巴地望着他一下，忽然抱住他粗壮的大腿，哀求道：“求你了，求你了，我求求你了。”

余武叹了一口气，但还是强硬地抱着他离开了柱子，另一手提着行李，将他送到门外。

我难过地看了一眼手中的“辞退通知书”，会计部结算工资那一栏有他歪歪扭扭的签名，我牢牢地记住了那三个字：刘小逢！

192。

在那一刻，我忽然有了一个大胆的想法，等条件允许了，我一定要记录下他的名字，记录下曾经发生在广东东莞土地上的这段历史！

我相信，历史不会忘记，东莞不会忘记，我不会忘记！曾经有这么一个瘦弱而秀气的男孩，他的名字叫：刘小逢！

当天晚上，因为针织厂一次性解雇了160名男式，梭织厂那些放假的男工们也惴惴不安起来，他们四处打听是否梭织厂也要有一批男工被解雇。但所有经理级以上人员对于这个问题回答得非常绝对：“绝对不会！”

得到如此明确的答复，男工们安下心来。谁知第三天中午吃饭时，梭织四个车间又有160名男工的名字被贴了出来，并要示这160名男式吃过饭后到篮球厂集合。因为前车之鉴，男工们虽然个个骂声不绝，但还是乖乖地回宿舍拿了行李，没有象上一批被解雇的男式那样对峙和反抗。据代表梭织厂参加这次解雇事件的朱蜜说，这次只是象征性地来了几个治安队员，并没有象上次那样大张旗鼓。

留下来的男工们更加惶惶不可终日，特别是那些仍在放假的人，更是提心吊胆。很多人见面的第一句话就是：“你知不知道，还解雇男工吗？”

那一段时间，笼罩在非典阴影下的“金秋”内忧外患，人人自危，不断有传言满天飞。这些传言有的是说非典的：哪里哪里又死了人；政府己取消所有大型集会，比如演唱会、人才市场等；所有工厂都停止招工等等。每个传言到来都让我们害怕好一阵子，厂里给每人发放了一只一次性口罩，要我们不到万不得己出门时一定要戴上。

还有传言就是关于那些被解雇的男工的，暂住证虽然没有过去查得严了，但依然没有停止。那些被解雇的男工们，很多厂本来就不招男工的，现在因为非典，更是进不了厂了。有亲戚朋友的便暂时借住，也有几个人合租房子的。那引起既没有亲戚朋友又没钱合租房子的，有的睡在桥洞里，有的睡在山上。还有部分回家的，因为内地非典查得严，从北京广东回去还没和家人见面便被隔离了起来。

在这样的传言中，厂里人人自危。和沈洲同住一室的韦驿己经辞职了，暂时便只有他一个人住那间房，我每天一下班便和沈洲呆在一起，那段时间，沈洲对我也是少有的细心和体贴。在初夏的东莞，我们象两只看不到未来的流浪狗，互相安慰着等待不可预知的明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