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里每个人都会来找我诉苦。我一向很尊重你,但这件事就到此为止了,你懂吗?”
“我知道,”安迪说,“但我会请个律师。”
“做什么?”
“我想我们可以把整件事情拼凑起来。有了汤米和我的证词,再加上法庭纪录和乡村俱乐部员工的证词,我想我们可以拼凑出当时的真实情况。”
“汤米已经不在这里服刑了。”
“什么?”
“他转到别的监狱去了。”
“转走了,转到哪里?”
“凯西门监狱。”
安迪陷入沉默。他是个聪明人,但如果你还嗅不出当中的各种交易条件的话,就真的太笨了。凯西门位于北边的阿鲁斯托库县,是个比较开放的监狱。那里的犯人平常需要挖马铃薯,虽然工作辛苦,不过却可以得到合理的报酬,而且如果他们愿意的话,还可以到学校参加各种技能训练。更重要的是,对像汤米这种有太太小孩的人,凯西门有一套休假制度,可以让他在周末时过着正常人的生活,换言之,他可以和太太亲热,和小孩一起建造模型飞机,或者全家出外野餐。
诺顿一定是把这一切好处全摊在汤米面前,他对汤米的惟一要求是,从此不许再提布拉契三个字,否则就把他送到可怕的汤姆森监狱,不但无法和老婆亲热,反而得侍候一些老同性恋。
“为什么?”安迪问,“你为什么——”
“我已经帮了你一个忙,”诺顿平静地说,“我查过罗德岛监狱,他们确实曾经有个叫布拉契的犯人,但由于所谓的‘暂时性假释计划’,他已经假释出狱了,从此不见踪影。这些自由派的疯狂计划简直放任罪犯在街头闲晃。”
安迪说:“那儿的典狱长……是你的朋友吗?”
诺顿冷冷一笑,“我认得他。”他说。
“为什么?”安迪又重复一遍,“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知道我不会乱说话……不会说出你的事情,你明明知道,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因为像你这种人让我觉得很恶心,”诺顿不慌不忙地说,“我喜欢你现在的状况,杜佛尼先生,而且只要我在肖申克当典狱长一天,你就得继续待在这里。从前你老是以为你比别人优秀,我很擅于从别人脸上看出这样的神情,从第一天走进图书馆的时候,我就注意到你脸上的优越感。现在,这种表情不见了,我觉得这样很好。你别老以为自己很有用,像你这种人需要学会谦虚一点。以前你在运动场上散步时,好像老把那里当成自家客厅,神气得像在参加鸡尾酒会,你在跟别人的先生或太太寒暄似的,但你现在不再带着那种神情走在路上了。我会继续注意你,看看你会不会又出现那种样子。未来几年,我会很乐意继续观察你的表现。现在给我滚出去!”
“好,但我们之间的所有活动到此为止,诺顿。所有的投资咨询、免税指导都到此为止,你去找其他囚犯教你怎么申报所得税吧!”
诺顿的脸先是变得如砖块一般红……然后颜色全部褪去。“你现在回到禁闭室,再关个三十天,只准吃面包和水,你的纪录上再记一笔。进去后好好想一想,如果你胆敢停掉这一切的话,图书馆也要关门大吉,我一定会想办法让图书馆恢复你进来前的样子,而且我会让你的日子非常……非常难过。你休想再继续一个人住在第五区的希尔顿饭店单人房,你休想继续保存窗台上的石头,警卫也不再保护你不受那些男同性恋的侵犯,你会失去一切,听懂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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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肖申克的救赎》第三章(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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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他把话说得很清楚了。
时间继续一天天过去——这是大自然最古老的手段,或许也是惟一的魔法,安迪变了,他变得更冷酷了,这是我惟一能想到的形容词。他继续掩护诺顿做脏事,也继续管理图书馆,所以从外表看来,一切如常。每年生日和年关岁暮时,他照样会喝上一杯,也继续把剩下的半瓶酒和我分享。我不时为他找来新的磨石布,一九六七年时,我替他弄来一把新锤子,十九年前那把已经坏掉了。十九年了!当你突然说出那几个字时,三个音节仿佛坟墓上响起的重重关门声。当年十元的锤子,到了一九六七年,已经是二十二元了。当我把锤子递给他时,他和我都不禁惨然一笑。
他继续打磨从运动场上找到的石头,但运动场变小了,因为其中一半的地在一九六二年铺上了柏油。不过,看来他还是找了不少石头来让自己忙着。每当他琢磨好一块石头后,他会把它放在朝东的窗台上,他告诉我,他喜欢看着从泥土中找到的一块块片岩、石英、花岗岩、云母等,在阳光下闪闪发光,安迪给这些石头起名叫“千年三明治”,因为岩层是经过几十年、几百年,甚至数千年才堆积而成的。
隔三差五,安迪会把石雕作品送人,好腾出地方来容纳新琢磨好的石头。他最常送我石头,包括那双袖扣一样的石头,我就有五个,其中有一块好像一个人在掷标枪的云母石,是很小心雕刻出来的。我到现在还保存着这些石头,不时拿出来把玩一番。每当我看见这些石头时,总会想到如果一个人懂得利用时间的话(即使每一次只有一点点时间),一点一滴累积起来,能做出多少事情。
所以,表面上一切如常。如果诺顿是存心击垮安迪的话,他必须穿透表面,才能看到个中的变化。但是我想在诺顿和安迪冲突之后的四年中,如果他能看得出安迪的改变,应该会感到很满意,因为安迪变化太大了。
他曾经说,安迪在运动场上散步时,就好像参加鸡尾酒会一样。我不会这么形容,但我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我以前也说过,自由的感觉仿佛一件隐形外衣披在安迪身上,他从来不曾培养起一种坐牢的心理状态,他的眼光从来不显呆滞,他也从未像其他犯人一样,在一日将尽时,垮着肩膀,拖着沉重的脚步,回到牢房去面对另一个无尽的夜。他总是抬头挺胸,脚步轻快,好像走在回家的路上一样,而家里有香喷喷的晚饭和好女人在等着他,而不是只有食之无味的蔬菜、马铃薯泥和一两块肥肉……,以及墙上的拉蔻儿·薇芝的海报在等着他。
但在这四年中,虽然他并没有完全变得像其他人一样,但的确变得沉默、内省,经常若有所思。又怎能怪他呢?不过总算称了诺顿的心……至少有一阵子如此。
他的沉郁到了一九六七年职业棒球世界大赛时改变了。那是梦幻的一年,波士顿红袜队不再排第九名敬陪末座,而是正如拉斯维加斯赌盘所预测,赢得美国联盟冠军宝座。在他们赢得胜利的一刹那,整个监狱为之沸腾。大家似乎有个傻念头,觉得如果连红袜队都能起死回生,或许其他人也可以。我现在没办法把那种感觉解释清楚,就好像披头士迷也无法解释他们的疯狂一样。但这是很真实的感觉。当红袜队一步步迈向世界大赛总冠军宝座时,监狱里每个收音机都在收听转播。当红袜队在圣路易的冠军争夺战中连输两场的时候,监狱里一片愁云惨雾;当皮特洛切里演出再见接杀时,所有人欢欣雀跃,简直快把屋顶掀掉了;但最后在世界大赛最关键的第七战,当伦伯格吃下败投、红袜队功亏一篑、冠军梦碎时,大家的心情都跌到谷底。惟有诺顿可能在一旁幸灾乐祸,那个龟儿子,他喜欢监狱里的人整天灰头土脸。
但是安迪的心情没有跌到谷底,也许因为反正他原本就不是棒球迷。虽然如此,他似乎感染了这种振奋的气氛,而且这种感觉在红袜队输掉最后一场球赛后,仍然没有消失。他重新从衣柜中拿出自由的隐形外衣,披在身上。
我记得在十月底一个高爽明亮的秋日,是棒球赛结束后两周,一定是个星期日,因为运动场上挤满了人,不少人在丢飞盘、踢足球、私下交易,还有一些人在狱卒的监视下,在会客室里和亲友见面、抽烟、说些诚恳的谎话、收下已被狱方检查过的包裹。
安迪靠墙蹲着,手上把玩着两块石头,他的脸朝着阳光。在这种季节,这天的阳光算是出奇的暖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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