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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后，我上了大学，或者说，大学上了我。大学图书馆旁边是个舞池，小型趴和聚会都在那里举办，很闹腾，但图书馆隔音好听不到声响。一个不是节日的日子，舞池聚集了一些同学，周围挂着彩灯，音响放着躁动的音乐。

我因为准备考研拐向图书馆的方向，对，是走上了和姐姐一样的考研之路。旁边一个领着孩子的中年女人，音响声太大所以她弯着腰大声对孩子说：“以后，我说以后啊，那边的人毕业就去工作了，几千块钱一个月。”她大手往舞池那边一挥，好像真的可以决定那些人的命运。

“这边的人就去读研读博，找几万块钱一个月的工作。”她又胳膊一甩囊括了包括我在内的自习的同学。

小孩子走路踉踉跄跄的很可爱，到我腰那么高，分不清男女，似懂非懂地看着她。

我没有因为被概括为将会“更好”的人而欣慰，只是想起多年前，城西菜市场，一个妈妈也是这样对着孩子说，好好学习，挣更多更多的钱，以后不累。

还有同样的如鲠在喉的我。

早饭我只在一家吃，那儿的杂粮豆浆最良心，和我妈在家打的一样浓。

后来时间久了，我会和大伯老板聊几句，一个星期就互相把底细都摸清了。老板是个六十多岁的大伯，退休后为了给嫁到上海的女儿多攒点钱，早晨摆摊卖早点，下午去机关大院打扫卫生。

“女儿一个人在那儿，没钱可能会受婆家的气。”

所以以后我再去吃饭，要吃平时的两倍。

再后来客套话说完没得聊了，每天我第一句话就是问，我今天是第几个呀。

“你今天第三，很早啦。”

“嘿嘿，我洗漱的时候磨蹭了一会，要不就是第一了。”

这样的对话，每天早上都会让我或多或少地振奋。

“你今天第一！怎么这么早？”大伯边用机器给豆浆封口边说。

“困死了”，我打了个哈欠，“我有个姐姐非把我拉起来的。”

“闺女，以后骑车戴个手套，早晨天凉。”他把豆浆插好吸管放到小桌子上，转身去给我拿包子。

是的，入秋了。

语文老师叫董冬冬，充满少年气的可爱的名字。

从后面看到好几个人在语文课上睡觉，也是，语文课不睡什么时候睡，以前我在32班的时候语文课是我睡觉的首选时机。

以前我也是他们大军中的一员，现在却只有羡慕的份儿。

自从语文课上露了一脸后，董冬冬老师上课会时不时看向我，一时兴起还提我回答问题。这让我感觉像是上了贼船，不能为所欲为，睡觉也不敢，可是语文课有什么问题好回答的呦，而且我已经江郎才尽了，说不出什么花来，只能上课坐直了认真听他讲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