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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言几乎是一瞬间急了，“那学校的性骚扰举报渠道呢？信息为什么不公开？案件发生的情况，侵害的性质，两年前……”

“先生！”何小姐打断他，目光沉郁，“这些的确是硬性要求，但是他们不对外公布。”

系统性的失败和性侵事件发生后秘而不宣的文化的形成，早就不是一日两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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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言一下子就沉默了。

他面无表情地僵坐了一会儿，那一刻感觉如此漫长、缓慢。战栗窜过了他的全身。

不明原委的祁思明在后面向何小姐投去一道目光，何小姐悄悄地摇了摇头，在utopia上悄悄传了一条两年前的新闻。

那是当年出台的反骚扰犯性侵法案，当年vi区试行时得到本区民众的一致好评响应，包括另辟性骚扰性侵事件内部上报渠道，给予受害人专业心理救护，对学校、医院等工作人员工作处分予以公开，因性侵或性骚扰雇主职员私下和解不再被允许，有性侵记录的人会公布在社区网站上建立社区档案，utopia会永久性标示前科，幼儿在与有性侵犯者者接触小于五米时，utopia会有滴声提示……甚至包括昨晚任迪信誓旦旦说的那个“烈度极大的未成年人案件，知情权让位隐私权，媒体不得公开报道”。

祁思明好奇凌言为什么对这件事这么上心，其实也没什么别的原因，只是因为这份反骚法案就是他一力起草推行的。而今日闹到这个地步，其实就是明明白白告诉了凌言，他的法案失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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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哪怕是让祁思明以今天今天来看，也能看出这法案的阻力有多大。

在男性为主导的区政府不会乐见这样巨细靡遗的法令得到推行，若以派系分，凌言属于中央派系而非地方派系，在地方行动只有举步维艰。

何小姐发给他的新闻，附带着当时的媒体采访，问到这项法案，凌言的回答被截取出来加了黑，媒体按语评他是最良心的国会议员。

那段话凌言是这么说的，他说他的愿景很简单，推行这样的法案只是因为不想看到那些伤心人，努力维护尊严的姿势那么狼狈，民众知情权让位受害者隐私权，他希望为有过被性侵性骚扰经历的人，还在挣扎想站出来的人，降低他们发声的社会和情绪成本，让他们不必当众自伤，不必声嘶力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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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小姐作为亲历者比较清楚。当时凌言几乎算得上是孤军奋战，陪着原告一路从本区一直打到最高法院，才得以借着舆论的东风让这条法案在本区艰难降世。不是没有反对者，甚至一些持身端正的从政者、法官同样不看好，认为条文愈是细致，愈是会被时间淘汰。

凌言当时年轻气盛，国会拉票大刀阔斧。法案得以顺利推行，一路高歌猛进，可是调子就在这一年忽然缓了下来。寒冬来得毫无预兆，人心落了下来，热切期盼的公正成了泡影。

理想主义地想着要把水源送到千千万万户的厨房，现实却是一条严重渗漏的管道，法案推行两年，如今受害人依旧是求解无方，维权无径，求告无门，只能依靠示威抗议这样的形式来争一个公道。

凌言咬了咬自己的手指骨节，失落感和失败感缓缓浸入骨髓，像是倒灌早春的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