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章（1 / 2）

导作用。鲁迅注意到这些情况，提出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口号，作为对于左翼作家的要求和对于其他作家的希望。革命文艺界围绕这两个口号的问题进行了尖锐的争论。鲁迅在六月间发表的《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中，已经表明了他对于抗日民族统战线政策和当时文学运动的态度，在本文中进步说明了他的见解。

〔2〕徐懋庸参看本卷第293页注〔1〕。

〔3〕巴金原名李芾甘，四川成都人，作家翻译家。著有长篇小说《家》《春》《秋》等。黄源，浙江海盐人，翻译家。曾任《文学》月刊编辑《译文》月刊编辑。胡风，原名张光人，湖北蕲春人，文艺理论家，“左联”成员。

〔4〕“文艺家协会”全名“中国文艺家协会”。九三六年六月七日成立于上海。该会的宣言发表于《文学界》月刊第卷第二期九三六年七月。

〔5〕“先安内而后攘外”这是国民党政府所奉行的对内镇压对外投降的反共卖国政策。蒋介石在九三年十月三十日国民党政府外长顾维钧宣誓就职会上的“亲书训词”中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统方能御侮。”九三三年四月十日，蒋介石在南昌对国民党将领演讲时，又次提出“安内始能攘外”，为其反共卖国政策辩护。

〔6〕《文学界》月刊，周渊编辑，九三六年六月创刊于上海，出至第四期停刊。这里所说“关于‘联合问题’和‘国防文学’的文章”，指何家槐的《文艺界联合问题我见》和周扬的《关于国防文学》。

〔7〕何家槐在《文艺界联合问题我见》文中，引用了鲁迅在《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中“我以为战线应该扩大”和“我以为联合战线是以有共同目的为必要条件”的两段话。

〔8〕鸳鸯蝴蝶参看本卷第419页注〔9〕。

〔9〕法国的人民阵线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形成的法国反法西斯统战线组织，九三五年正式成立，参加者为共产党社会党激进社会党和其他党派。按何家槐在《文艺界联合问题我见》文中，未引例法国的人民阵线。该文只是说：“这里，我们可以举行国外的例证。如去年六月举行的巴黎保卫文化大会，在那到会的代表二十多国，人数多至二百七八十人的作家和学者之中，固然有进步的作家和评论家如巴比塞勃洛克马洛罗曼罗兰尼善基希潘菲洛夫伊凡诺夫等等，可是同时也包含了福斯脱赫胥黎以及耿痕脱这些比较落后的作家。”

〔10〕指周扬在《关于国防文学》文中说：“国防的主题应当成为汉以外的切作家的作品之最中心的主题。”“国防文学的创作必需采取进步的现实主义的方法。”

〔11〕杜衡参看本卷第4页注〔4〕。杨邨人，参看本卷第149页注〔9〕；韩侍桁，天津人。他们都鼓吹所谓“小资产阶级革命文学”，和杜衡的主张相呼应。

〔12〕郭沫若1892—1978四川乐山人，文学家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这里所引的话，见他在九三六年七月《文学界》月刊第卷第二期发表的《国防·污池·炼狱》：“我觉得国防文艺应该包含着各种各样的文艺作品，由纯粹社会主义的以至于狭义爱国主义的，但只要不是卖国的，不是为帝国主义作伥的东西我觉得‘国防文艺’应该是作家关系间的标帜，而不是作品原则上的标帜。并不是定要声声爱国，定要句句救亡，然后才是‘国防文艺’我也相信，‘国防文艺’可以称为广义的爱国文艺。”

〔13〕徐懋庸的话见于他在《光明》半月刊创刊号九三六年六月十日发表的《“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文：“关于现阶段的中国大众所需要的文学，早已有人根据政治情势以及文化界致的倾向，提出‘国防文学’的口号，而且已经为大众所认识，所拥护。但在胡风先生的论文里，对于这个口号不予批评而另提关于同运动的新口号，是不是故意标新立异，要混淆大众的视听，分化整个新文艺运动的路线呢？”

〔14〕“白衣秀士”王伦小说《水浒传》中的人物，见该书第十九回。

〔15〕即收入本书的《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

〔16〕胡风的这篇文章，题为《人民大众向文学要求什么？》，发表于《文学丛报》第三期九三六年六月，其中提到了“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

〔17〕茅盾沈雁冰的笔名，浙江桐乡人，作家文学评论家社会活动家，文学研究会的主要成员。著有长篇小说《子夜》《蚀》等。

〔18〕聂绀弩参看本卷第25页注〔2〕。他在九三六年六月《夜莺》月刊第卷第四期发表的《创作口号和联合问题》文中说：“无疑地，‘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在现阶段上是居于第位的；它必然像作者所说：‘会统了切社会纠纷的主题。’”“只要作家不是为某个帝国主义和汉卖国贼效力的，只要他不是用封建的，情的东西来麻醉大众减低大众底趣味的，都可以在‘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之下联合起来。”

〔19〕辛人即陈辛仁，广东普宁人。当时是东京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成员。他在《现实文学》第二期九三六年八月发表的《论当前文学运动底诸问题》文中说：“我认为国防文学这口号是有提倡底必要的，然而，它应该是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底主要的部分，它不能包括整个的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底内容。以国防文学这口号来否定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是和用后者来否定前者同样地不充分的。国防文学这口号底时候性不能代替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这口号底时期性，同样地，在时期性中也应有时候性底存在在个时期性的口号下，应该提出有时候性的具体口号，以适应和引导各种程度上的要求；因为后者常常是作为容易感染普通人民的口号的缘故。”

〔20〕两本版画指作者在九三六年四月翻印的《死魂灵百图》和七月编印的《凯绥·珂勒惠支版画选集》，都由作者以“三闲书屋”名义自费印行。本杂感，指《花边文学》，九三六年六月由上海联华书局出版。

〔21〕《死魂灵》俄国作家果戈理的长篇小说。这里说的“译过几章”，指鲁迅于九三六年二月至五月续译的该书第二部残稿三章。

〔22〕指九三六年六月在《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上的签名。这个宣言曾刊载于《作家》月刊第卷第三期九三六年六月和《文学丛报》第四期九三六年七月。

〔23〕咸肉庄上海话，种变相的妓院。

〔24〕指沈端先夏衍。

〔25〕田汉参看本卷第214页注〔9〕。周起应，即周扬，湖南益阳人，文艺理论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领导人之。还有另两个，指沈端先和阳翰笙。

〔26〕穆木天1900—1971吉林伊通人，诗人翻译家。曾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九三四年七月在上海被捕。同年九月二十五日《大晚报》刊出了穆木天等脱离“左联”的报道。

〔27〕《现实文学》月刊，尹庚白曙编辑，九三六年七月在上海创刊。第三期改名《人民文学》，后即停刊。该刊第期发表了冯雪峰笔录的鲁迅《答托洛斯基派的信》和《论现在我们的文学运动》二文。

〔28〕周文1907—1952又名何谷天，四川荥经人，作家，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员。他的短篇小说《山坡上》在《文学》第五卷第六号九三五年十二月发表时，曾被该刊编者傅东华删改；因而他在同刊第六卷第号九三六年月发表给编者的信表示抗议。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六日《社会日报》发表了署名黑二的《〈文学〉起内哄》文，其中说：“周文是个笔名，原来就是何谷天，是位七八成新的作家。他后面，论‘牌头’有周鲁迅，讲‘理论’有左翼社会主义的第三种人的民族文学理论家‘胡风谷非张光仁’。”

〔29〕九三五年十二月日《社会日报》刊登虹儿的《鲁迅将转变？谷非张光人近况如何？》文，其中说：“刻遇某文坛要人，据谓鲁迅翁有被转变的消息。关于鲁迅翁的往哪里去，只要看看引进员谷非张光人胡丰先生的行动就行了。”

〔30〕田汉于九三五年二月被捕，同年八月经保释出狱后，曾在南京主持“中国舞台协会”，演出他所编的《回春之曲》《洪水》《械斗》等剧。以后接受了党组织的批评，中止了这活动。

〔31〕“安那其主义者”即无政府主义者。安那其，法语r－的音译。

〔32〕战斗的宣言指《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

〔33〕西班牙的“安那其”的破坏革命九三六年二月，由西班牙共产党社会党等组成的反法西斯统战线组织“西班牙人民阵线”在选举中获胜，成立了联合政府。同年七月，以佛朗哥为首的右派势力在德意两国法西斯军队直接参与下发动内战，九三九年联合政府被推翻。当时参加人民阵线的无政府主义工团派在内部制造分裂，对革命起了很大的破坏作用。

〔34〕傅郑指傅东华和郑振铎。参看本卷第348页注〔4〕第522页注〔4〕。他们二人曾同为《文学》月刊的主编。

〔35〕“二十条”指九五年日本帝国主义向当时北洋政府总统袁世凯提出企图独占中国的二十条秘密条款。

〔36〕左联即中国左翼作家联盟，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文学团体，九三○年三月在上海成立。领导成员有鲁迅夏衍冯雪峰冯乃超丁玲周扬等。九三五年底自行解散。

〔37〕《斯太林传》法国巴比塞著，中译本改以原著副题《从个人看个新世界》为书名，徐懋庸译，九三六年九月上海大陆书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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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

前些时，上海的官绅为太炎〔2〕先生开追悼会，赴会者不满百人，遂在寂寞中闭幕，于是有人慨叹，以为青年们对于本国的学者，竟不如对于外国的高尔基的热诚。这慨叹其实是不得当的。官绅集会，向为小民所不敢到；况且高尔基是战斗的作家，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纪念者自然有人，但也许将为大多数所忘却。

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回忆三十余年之前，木板的《訄书》〔3〕已经出版了，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4〕和作邹容〔5〕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6〕。那时留学日本的浙籍学生，正办杂志《浙江潮》〔7〕，其中即载有先生狱中所作诗，却并不难懂。这使我感动，也至今并没有忘记，现在抄两首在下面——狱中赠邹容

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餱。英雄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狱中闻沈禹希〔8〕见杀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

螭鬽羞争焰，文章总断魂。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

九○六年六月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9〕。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10〕，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11〕斗争，和“”的斗争〔12〕，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13〕，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句也不记得了。〔14〕民国元年革命后，先生的所志已达，该可以大有作为了，然而还是不得志。这也是和高尔基的生受崇敬，死备哀荣，截然两样的。我以为两人遭遇的所以不同，其原因乃在高尔基先前的理想，后来都成为事实，他的身，就是大众的体，喜怒哀乐，无不相通；而先生则排满之志虽伸，但视为最紧要的“第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见《民报》第六本〔15〕，却仅止于高妙的幻想；不久而袁世凯〔16〕又攘夺国柄，以遂私图，就更使先生失却实地，仅垂空文，至于今，惟我们的“中华民国”之称，尚系发源于先生的《中华民国解》最先亦见《民报》〔17〕，为巨大的记念而已，然而知道这重公案者，恐怕也已经不多了。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18〕，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19〕，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近有文侩，勾结小报，竟也作文奚落先生以自鸣得意，真可谓“小人不欲成|人之美”〔20〕，而且“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21〕了！

但革命之后，先生亦渐为昭示后世计，自藏其锋鑣。浙江所刻的《章氏丛书》〔22〕，是出于手定的，大约以为驳难攻讦，至于忿詈，有违古之儒风，足以贻讥多士的罢，先前的见于期刊的斗争的文章，竟多被刊落，上文所引的诗两首，亦不见于《诗录》中。九三三年刻《章氏丛书续编》于北平，所收不多，而更纯谨，且不取旧作，当然也无斗争之作，先生遂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执贽愿为弟子者綦众，至于仓皇制《同门录》〔23〕成册。近阅日报，有保护版权的广告，有三续丛书的记事，可见又将有遗著出版了，但补入先前战斗的文章与否，却无从知道。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假使未备，我以为是应该辑录，校印，使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的。然而此时此际，恐怕也未必能如所望罢，呜呼！

十月九日。

〔1〕本篇最初印入九三七年三月十日在上海出版的《工作与学习丛刊》之《二三事》书。

〔2〕太炎章炳麟1869—1936，又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革命家学者。光复会的发起人之，后参加同盟会，主编《民报》。他的著作汇编为《章氏丛书》共三编。

〔3〕《訄书》参看本卷第193页注〔21〕。

〔4〕康有为参看本卷第43页注〔11〕。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国外，组织保皇会，后来并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这里所说“驳斥康有为”，指章太炎发表于九○三年五月《苏报》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它批驳了康有为主张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的《与南北美洲诸华裔书》。

〔5〕邹容1885—1905字蔚丹，四川巴县人，清末革命家。九○二年留学日本，积极宣传反清革命思想；九○三年回国，于五月出版鼓吹反清的《革命军》书，书前有章太炎序。同年七月被清政府勾结上海英租界当局拘捕，次年三月判处监禁二年，九○五年四月死于租界狱中。

〔6〕这就是当时有名的“《苏报》案”。《苏报》，八九六年创刊于上海的鼓吹反清革命的日报。因它曾刊文介绍《革命军》书，经清政府勾结上海英租界当局于九○三年六月和七月先后将章炳麟邹容等人逮捕。次年三月由上海县知县会同会审公廨审讯，宣布他们的罪状为：“章炳麟作《訄书》并《革命军序》，又有驳康有为之书，污蔑朝廷，形同悖逆；邹容作《革命军》书，谋为不轨，更为大逆不道。”邹容被判监禁二年，章炳麟监禁三年。

〔7〕《浙江潮》月刊，清末浙江籍留日学生创办，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九○三年二月创刊于东京。这里的两首诗发表于该刊第七期九○三年九月。

〔8〕沈禹希1872—1903名荩，字禹希，湖南善化今长沙人。清末维新运动的参加者，戊戌变法失败后留学日本。九○○年回国，秘密进行反清活动。九○三年被捕，杖死狱中。章太炎所作《祭沈禹希文》，载《浙江潮》第九期九○三年十月。

〔9〕《民报》月刊，同盟会的机关杂志。九○五年十月在东京创刊，九○八年十月出至第二十四号被日本政府查禁；九○年初又秘密印行两期后停刊。自九○六年九月第七号起直至停刊，都由章太炎主编。

〔10〕“俱分进化”章太炎曾在《民报》第七号九○六年九月发表谈佛法的《俱分进化论》文，其中说：“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非由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专举方，惟言智识进化可尔，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进化之实不可非，而进化之用无所取；自标吾论曰：‘俱分进化论’。”

〔11〕梁启超参看本卷第319页注〔6〕。他逃亡日本后，于九○二年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鼓吹君主立宪，反对民主革命。章太炎主编的《民报》曾对这种主张予以批驳。

〔12〕和“”的斗争“”疑为“献策”二字，指吴稚晖。吴稚晖名敬恒曾参加《苏报》工作，在《苏报》案中有叛卖行为。章太炎在《民报》第十九号九○八年二月发表的《复吴敬恒书》中说：“案仆入狱数日，足下来视，自述见俞明震按当时为江苏候补道屈膝请安及赐面事，又述俞明震语，谓‘奉上官条教，来捕足下，但吾辈办事不可野蛮，有释足下意，愿足下善为谋。’时慰丹在傍，问曰：‘何以有我与章先生？’足下即面色青黄，嗫嚅不语足下献策事，则rrr言之。仆参以足下之屈膝请安与闻慰丹语而面色青黄有以知rrr之言实也。”后来又在《民报》第二十二号九○八年七月的《再复吴敬恒书》中说：“今告足下，rrr幕友，前岁来此游历，与仆相见而说其事足下既见震，而火票未发以前，未有言见告；非表里为，岂有坐视同党之危而不先警报者？及巡捕抵门，他人犹未知明震与美领事磋商事状，足下已先言之。非足下与明震通情之的证乎？非足下献策之的证乎？”

〔13〕指蓝公武。章太炎在《民报》第十号九○六年十二月发表的《与人书》中说：“某某足下：顷者友人以大著见示，中有《俱分进化论批评》篇。足下尚崇拜苏轼《赤壁赋》，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所见如此，仆岂必与足下辨乎？”书末又有附白：“再贵报《新教育学冠言》有语云：‘虽如汗牛之充栋’，思之累日不解。”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北京《晨报副刊》发表有蓝公武《“汗牛之充栋”不是件可笑的事》文，说：“当日和太炎辨难的是我，所辩论的题目，是哲学上个善恶的问题。”按蓝公武1887—1957，江苏吴江人。早年留学日本和德国。曾任《国民公报》社长《时事新报》总编辑等职。又章太炎函中所说的“贵报”，指当时蓝公武与张东荪主办的在日本发行的《教育杂志》。

〔14〕九○八年作者在东京时曾在章太炎处听讲小学。据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从章先生学》中说：“章先生出狱以后，东渡日本，面为《民报》撰文，面为青年讲学我和鲁迅极愿往听，而苦与学课时间相冲突，因托龚未生名宝铨转达，希望另设班，蒙先生慨然允许。每星期日清晨，我们前往受业，先生讲段氏《说文解字注》郝氏《尔雅义疏》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