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6章（2 / 2）

这个孤苦无依的老人不知多久没有跟外界接触了。“荷西，我想我们陷进这个麻烦里去了。”我叹了口气。“我们不能对这个人负责，明天去找瑞典领事，把他的家人叫来。”

黄昏的时候，我走到同社区另外家不认识的瑞典人家去打门，开门的女主人很讶异的有礼的接待了我。“是这样的，我有个瑞典邻居，很老了，在生病，他在这个岛上没有亲人，我想——我想请你们去问问他，他有没有医药保险，家人是不是可以来看顾他，我们语文不太通，弄不清楚。”

“哦！这不是我们的事，你最好去城里找领事，我不知道我能帮什么忙。”

说话时她微微笑，把门轻轻带上了。

我又去找这社区的负责人，说明了加里的病。

“三毛，我只是大家公推出来做个名誉负责人，我是不受薪的，这种事你还是去找领事馆吧！我可以给你领事的电话号码。”

“谢谢！”我拿了电话号码回来，马上去打电话。“太太，你的瑞典邻居又老又病，不是领事馆的事，只有他们死了，我们的职责是可以代办文件的，现在不能管他，因为这儿不是救济院。”

第二天我再爬墙过去看加里，他躺在床上，嘴唇干得裂开了，手里却紧紧的扯着他的钱和本护照，看见我，马上把钱摇了摇，我给他喝了些水，翻开他的护照来看，不过是七十三岁的人，为何已经被他的家人丢弃到这个几千里外的海岛上来等死了。

我替他开了窗，喂他吃了点稀饭又爬回家去。“其实，我点也不想管这件事，我们不是他的谁，我们为什么要对他负责任？”荷西苦恼的说。

“荷西，我也不想管，可是大家都不管，这可怜的人会怎么样？他会慢慢的烂死，我不能眼看有个人在我隔壁静静的死掉，而我，仍然过样的日子。”

“为什么不能？你们太多管闲事了。”在我们家喝着咖啡，抽着烟的英国太太嘲笑的望着我们。

“因为我不是冷血动物。”我慢慢的盯着这个中年女人吐出这句话来。

“好吧！年轻人，你们还是孩子，等你们有天五十多岁了，也会跟我样想法。”

“永远不会，永远。”我几乎发起怒来。

那阵邻居们看见我们，都漠然地转过身去，我知道，他们怕极了，怕我们为了加里的事，把他们也拖进去，彼此礼貌的打过招呼，就言不发地走了。

我们突然成了不受欢迎又不懂事的邻居了。

“加里，我们带你去医院，来，荷西抱你去，起来。”我把加里穿穿好，把他的家锁了起来，荷西抱着他几乎干瘪的身体出门时，不小心把的的脚撞到了床角，脓血马上滴滴答答的流下来，臭得眼睛都张不开了。

“谢谢谢谢！”加里只会喃喃地反复的说着这句话。“要锯掉，下午就锯，你们来签字。”国际医院的医生是个月前替我开刀的，他是个仁慈的人，但手术费也是很可观的。

“我们能签吗？”

“是他的谁？”

“邻居。”

“那得问问他，三毛，你来问。”

“加里，医生要锯你的腿，锯了才能活，你懂我的意思吗？要不要打电报去瑞典，叫你家里人来，你有什么亲人？”加里呆呆的望着我，我再问：“你懂我的德文吗？懂吗？”

他点点头，闭上了眼睛，眼角再度渗出丝丝的泪来。“我——太太没有，没有，分居了——孩子，不要我，给我死——给我死。”

我第次听见他断断续续的说出这些句子来，竟然是要求自己死去，个人必然是完完全全对生命已没有了盼望，才会说出这么令人震惊的愿望吧！

“他说没有亲人，他要死。”我对医生说。

“这是不可能的，他不锯，会烂死，已经臭到这个地步了，你再劝劝他。”

我望着加里，固执的不想再说句话，对着这个无所有的人，我能告诉他什么？

我能告诉他，他锯了脚，切都会改变吗？他对这个已经不再盼望的世界，我用什么堂皇的理由留住他？

我不是他的谁，能给他什么补偿，他的寂寞和创伤不是我造成的，想来我也不会带给他生的意志，我呆呆的望着加里，这时荷西伏下身去，用西班牙文对他说：“加里，要活的，要活下去，下午锯脚，好吗？”

加里终于锯掉了脚，他的钱，我们先替他换成西币，付了手术费，剩下的送去了领事馆。

“快起床，我们去看看加里。”加里锯脚的第二天，我催着荷西开车进城。

走进他的病房，门推开，股腐尸般的臭味扑面而来，我忍住呼吸走进去看他，他没有什么知觉地醒着，床单上大片殷红的脓血，有已经干了的，也有从纱布里新流出来的。“这些护士！我去叫她们来。”我看了马上跑出去。“那个老头子，臭得人烦透了，”护士满脸不耐的抱了床单跟进来，粗手粗脚的拉着加里刚刚动过大手术的身子。“小心点！”荷西脱口说了句。

“我们去走廊里坐着吧！”我拉了荷西坐在外面，会儿医生走过来，我站了起来。

“加里还好吧？请问。”我低声下气的问。

“不错！不错！”

“怎么还是很臭？不是锯掉了烂脚？”

“啊！过几天会好的。”他漠然的走开了，不肯多说句话。

那几日，我饮食无心，有空了就去加里的房子里看看，他除了些陈旧的衣服和几条破皮带之外，几乎没有点点值钱的东西，除了那大柜子的罐头食品之外，只有重重的窗帘和几把破椅子，他的窗外小院里，反倒不相称的长满了纠缠不清开得比那家都要灿烂的花朵。

最后次看见加里，是在个夜晚，荷西与我照例每天进城去医院看他，我甚至替他看中了把用电可以走动的轮椅。

“荷西，三毛。”加里清楚的坐在床上叫着我俩的名字。“加里，你好啦！”我愉快的叫了起来。

“我，明天，回家，我，不痛，不痛了。”清楚的德文第次从加里的嘴里说出来。

“好，明天回家，我们也在等你。”我说着跑到洗手间去，流下大滴的泪来。

“是可以回去了，他精神很好，今天吃了很多菜，直笑嘻嘻的。”医生也这么说。

第二天我们替加里换了新床单，又把他的家洒了很多花露水，椅子排排整齐，又去花园里剪了大把野花，弄到中午十二点多才去接他。

“这个老人到底是谁？”荷西满怀轻松的开着车，好笑的对我说。

“随便他是谁，在我都是样。”我突然觉得车窗外的和风是如此的怡人和清新，空气里满满的都是希望。“你喜欢他吗？”

“谈不上，我没有想过，你呢？”

“我昨天听见他在吹口哨，吹的是——‘大路’那张片子里的主题曲，奇怪的老人，居然会吹口哨。”

“他也有他的爱憎，荷西，老人不是行尸走肉啊！”

“奇怪的是怎么会在离家那么远的地方个人住着。”

到了医院，走廊上没有护士，我们直接走进加里的房间去，推开门，加里不在了，绿色空床铺上了淡的床罩，整个病房清洁得好似场梦。

我们待在那儿，定定的注视着那张已经没有加里了的床，不知做什么解释。

“加里今天清晨死了，我们正愁着如何通知你们。”护士不知什么时候来了，站在我们背后。

“你是说，他——死了？”我愣住了，轻轻的问着护士。

“是，请来结帐，医生在开刀，不能见你们。”“昨天他还吹着口哨，还吃了东西，还讲了话。”我不相信的追问。

“人死以前总会这个样子的，大约总会好天，才死。”

我们跟着护士到了帐房间，她走了，会计小姐交给我们张帐单。

“人呢？”

“在殡仪馆，死就送去了，你们可以去看。”“我们，不要看，谢谢你。”荷西付了钱慢慢的走出来。医院的大门外，阳光普照，天，蓝得好似片平静的海，路上的汽车，无声的流过，红男绿女，打扮得花枝招展的群群的走过，偶尔夹着高昂的笑声。

这是个美丽动人的世界，切的悲哀，离我们是那么的遥远而不着边际啊！

大胡子与我

结婚以前大胡子问过我句很奇怪的话：“你要个赚多少钱的丈夫？”

我说：“看得不顺眼的话，千万富翁也不嫁；看得中意，亿万富翁也嫁。”

“说来说去，你总想嫁有钱的。”

“也有例外的时候。”我叹了口气。

“如果跟我呢？”他很自然的问。

“那只要吃得饱的钱也算了。”

他思索了下，又问：“你吃得多吗？”

我十分小心的回答：“不多，不多，以后还可以少吃点。”就这几句对话，我就成了大胡子荷西的太太。

婚前，我们常常在荷西家前面的泥巴地广场打棒球，也常常去逛马德里的旧货市场，再不然冬夜里搬张街上的长椅子放在地下车的通风口上吹热风，下雪天打打雪仗，就这样把春花秋月都个个的送掉了。

般情侣们的海誓山盟轻怜蜜爱，我们样都没经过就结了婚，回想起来竟然也不怎么遗憾。

前几天我对荷西说：“华副主编蔡先生要你临时客串下，写篇‘我的另半’，只此次，下不为例。”当时他头也不抬的说：“什么另半？”

“你的另半就是我啊！”我提醒他。

“我是整片的。”他如此肯定的回答我，倒令我仔细的看了看说话的人。

“其实，我也没有另半，我是完整的。”我心里不由得告诉自己。

我们虽然结了婚，但是我们都不承认有另半，我是我，他是他，如果真要拿我们来劈，又成了四块，总不会是两块，所以想来想去，只有写“大胡子与我”来交卷，这样两个独立的个体总算拉上点关系了。

要写大胡子在外的行径做人，我实在写不出什么特别的事来。这个世界上留胡子的成千上万，远看都差不多，叫“我”的人，也是多得数不清，所以我能写的，只是两人在家的本流水帐，并无新鲜之处。

在我们的家里，先生虽然自称没有男性的优越自尊等等坏习惯，太太也说她不参加女权运动，其实这都是谎话，有脑筋的人听了定哈哈大笑。

荷西生长在个重男轻女的传统家庭里，这么多年来，他的母亲和姐妹有意无意之间，总把他当儿皇帝，穿衣铺床吃饭自有女奴甘甘心心侍候。多少年来，他愚蠢的脑袋已被这些观念填得满满的了；再要洗他过来，已经相当辛苦，可惜的是，婚后我才发觉这个真相。

我本来亦不是个温柔的女子，加上我多年前，看过胡适写的篇文章，里面再的提到“超于贤妻良母的人生观”，我念了之后，深受影响，以后的日子，都往这个“超”字上去发展。结果弄了半天，还是结了婚，良母是不做，贤妻赖也赖不掉了。

就因为这两个人不是半半的，所以结婚之后，双方的棱棱角角，彼此都用沙子耐心的磨着，希望在不久的将来，能够磨出个式样来，如果真有那么天，两人在很小的家里晃来晃去时，就不会撞痛了彼此。

其实婚前和婚后的我们，在生活上并没有什么巨大的改变。荷西常常说，这个家，不像家，倒像座男女混住的小型宿舍。我因此也反问他：“你喜欢回家来有个如花似玉的女同学在等你，还是情愿有个像‘李伯大梦’里那好凶的老拿棍子打人的黄脸婆？”

大胡子，婚前交女友没有什么负担；婚后样自由自在，吹吹口哨，吃吃饭，两肩不驼，双眼闪亮，受家累男人的悲戚眼神缓慢步履，在此人身上怎么也打不出来。他的太太，结婚以后，亦没有喜新厌旧改头换面做新装，经常洗换的，也仍然是牛仔裤三条，完全没主妇风采。

偶尔外出旅行，碰到西班牙保守又保守的乡镇客店，那辛苦麻烦就来了。

“请问有没有房间？”大胡子件旧夹克，太太顶叫花子呢帽，两人进了旅馆，总很客气的问那冰冷面孔的柜台。“双人房，没有。”明明大排钥匙挂着，偏偏狠狠的盯着我们，好似我们的行李装满了苹果，要开房大食禁果般。“我们结婚了，怎么？”

“身份证！”守柜台的老板脸狡猾的冷笑。

“拿去！”

这人细细的翻来覆去的看，这才不情不愿的交了把钥匙给我们。

我们慢慢上了楼，没想到那个老板娘不放心，瞪了眼先生，又追出来大叫。

“等下，要看户口名簿。”那个样子好似踩住了我们尾巴似的得意。

“什么，你们太过份了！”荷西暴跳起来。

“来，来，这里，请你看看。”我不情不愿的把早已存好的小本子，举在这老顽固的面前。

“不像，不像，原来你们真结婚了。”这才化开了笑容，慢慢的踱开去。

“奇怪，我们结不结婚，跟她有什么关系？你又不是她女儿，神经嘛！”荷西骂个不停。

我叹了口气，疲倦的把自己抛在床上，下站又得多多少少再演场类似的笑剧，谁叫我们“不像”。“喂！什么样子才叫‘像’，我们下次来装。”我问他。“我们本来就是夫妻嘛！装什么鬼！”

“可是大家都说不像。”我坚持。

“去借个小孩子来抱着好了。”

“借来的更不像，反正就是不像，不像。”

谁叫我们不肯做那人的另半，看来看去都是两个不像的人。

有天，我看本西班牙文杂志，恰好看到篇报道，说美国有个女作家，写了本畅销书，名字我已记不得了。总之是说——“如何叫丈夫永远爱你。”

这个女作家在书中说：“永远要给你的丈夫有新奇感，在他下班之前，你不妨每天改种打扮，今天扮阿拉伯女奴，明天扮海盗，大后天做个长了翅膀的安琪儿；再大后天化成个老巫婆这样，先生下班了，才会带着满腔的喜悦，路上兴奋的在想着，我亲爱的宝贝，不知今天是什么可爱的打扮——”

又说：“不要忘了，每天在他耳边轻轻的说几遍，我爱你——我爱你——你爱你——。”

这篇介绍的文章里，还放了好几张这位婚姻成功的女作家，穿了条格子裙，与丈夫热烈拥吻的照片。我看完这篇东西，就把那本杂志丢了。

吃晚饭时，我对荷西说起这本书，又说：“这个女人大概神经不太正常，买她书的人，照着去做的太太们，也都是傻瓜。如果先生们有这么个千变万化的太太，大概都吓得大逃亡了。下班回来谁受得了今天天使啦！明天海盗啦！后天又变个巫婆啦！”

他低头吃饭，眼睛望着电视，我再问他：“你说呢？”

他如梦初醒，随口应着：“海盗！我比较喜欢海盗！”“你根本不在听嘛！”我把筷子摔，瞪着他，他根本看不见，眼睛又在电视上了。

我叹了口气，实在想把汤泼到他的脸上去，对待这种丈夫，就算整天说着“我爱你”，换来的也不过是咦咦啊啊，婚姻不会更幸福，也不会更不幸福。

有时候，我也想把他抓住，噜噜苏苏骂他个过瘾。但是以前报上有个新闻，说位先生，被太太喋喋不休得发了火，拿出针线来，硬把太太的嘴给缝了起来。我不希望大胡子也缝我的嘴，就只有叹气的份了。

其实夫妇之间，过了蜜月期，所交谈的话，也不过是鸡零狗碎的琐事，听不听都不会是世界末日；问题是，不听话的人，总是先生。

大胡子，是个反抗心特重的人?b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