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0章（1 / 2）

十来分钟之后，她在房里叫唤孙翔。孙来到门口，只听她说：那块毛巾我够不着，进来帮我拿一下吧。

孙翔心房一阵扑动，走进x光暗室，只见那盏他十分熟悉的台灯下，是打开一半的《少女的性》，脚桶一边，她楚楚动人地站着，灯光勾勒着她丰满的肉体，她乳房少女一般地挺立着，两颗乳头犹如鲜艳而沉重的果子。她的手里拿着的正是一块雪白的毛巾。

她暧昧地笑了：你想帮我吗？

孙翔这刻的意识已经空白，他甚至都回忆不起他怎样将x光室的一张手术床放了下来，他唯一记得的是他的手笨拙而慌乱地抚摸着她的身体，以及他的嘴唇急切而慌张地寻找着她的嘴唇。

自此以后，在x光室暗房，孙翔与她整整幽会了两年，没有人发现他们在偷情，一直到她提出要与那个“造反者”离婚，要与孙翔结婚。

这个时候，已经是富有生机的1977年。孙翔一心想着的是怎样进入高等学府，怎样尽快地实践他生命的梦想，而她香艳的肉体带来的刺激已丧失了最初的强度，因此，他拒绝了她的要求。

这个故事结尾的色彩有些暗淡。

某一天，她吃了大把的安眠药，但被人救活。孙翔赶去医院对她进行了安慰，但心里与她进一步地拉大了距离。当孙翔考上上海某名牌大学之后，她的表妹找上了孙，要求孙的补偿。戴着“奥米伽”的孙飞翔，拿出了2000元摆平了他的地下爱情，也告别了源自1975年的城市风流。

5年以后，当我们的孙翔先生在某中学教书的时候，有公安人员找上门来，盘问道：丁莎伦这人你知道吗？

在上海公安的嘴里，孙翔隐约知道她已经有可能堕落成为一个暗娼，孙翔基本如实地告诉了警察他所知道的有关她的事情，但他隐瞒了她的身体带给他的疯狂感受。

后来，孙翔听说这个拿去了他的童贞的女人去了外国。有时，孙还会在梦中与她相会，并且，总是在她25平方的大房中，总是看见她向他招着手，声音有些沙哑地这么说：来吧，过来吧。

死亡的杨柄荣重新复活（1）

1980年4月，上海迎来她新生命的轮回。

尽管对美国纽约时报的詹姆斯·斯特巴来说，他看到的是这样一种情景：

我来到中国，很大程度上好象生活在1951年，甚至似乎有点像1851年，在无线电旁收听世界各地的新闻，这是城市唯一的夜生活。

中国的肥皂将衣服洗灰了。

水硬，一加仑水放在咖啡壶中，过滤出拇指大小一团的钙、煤沙和其它矿物质。

詹姆斯·斯特巴可能说得完全正确，以他美国人的眼光。但对上海市民来说，他们的视角与这个来自纽约时报的记者完全不同，在他们的眼光中此刻看到的是一种他们曾经如此熟悉的食品，它就是浓香四溢的茶叶蛋。

同年7月12日，一家叫作“味美馆”的饭店，成为上海第一家私营饭店而写入了上海的“七情六欲史”，到了1982年的3月6日，曾经作为“十里洋场”象征之地的南京路，出现了对昔日“不夜城”呼应的夜市。

4月间，电视机开始成为这座城市的新宠，每个家庭都将它看成必备之物而努力地争夺着，从这时起，上海进入了“电视时代”。

随后是西装作为一种时尚之物被上海男性青年所青睐，而黄金饰品则在这个时候被上海女性疯抢。一个小小的细节是对这种疯狂的一种说明：上海第二机电局某企业中的一个上海小青工，用八年全部积蓄和自己的爱人完成了婚礼，这时，这个上海新家庭的银行存折上仅剩450元。但小青工并没有就此罢休，他又用400元为自己的爱人购买了一条24k的金项链，他的理论是，他们的新家庭可以没有任何存款，但不能让别人认为赶不上这一轮的时尚之潮。

1983年1月18日，一切对经济活动有着特别敏感的人们重新看见了股票。2年以后，1985年1月，延中公司向社会发行了上海第一个股票，在绝大部分男女混然不觉的时候，极小部分的男女走上了城市有产阶级的道路，这时，一些叫作“万元户”的男女，尽管社会身份暧昧不清，但他们在市民社会中昂昂然地登堂入室，被上海大小市民如同偶像一样地加以崇拜：对这些上海市民来说，还有什么比金钱更令人迷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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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如我在第一章所说，在开始城市欲望、消费、时尚这部伟大的历史叙述之前，我们是不可或缺这个历史时期的深背景，没有一个时代提供的基本平台，就没有这个时代的基本欲望，也没有这个时代基本消费和基本时尚。

当1980年茶叶蛋的浓香正飘逸在上海还不灯火通明的大街小巷时，对《参考消息》特别钟情的上海男女在这之前便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中美这两个曾在三十八度纬线一带进行残酷较量的对手，终于暂时地搁置了各自顽强的意识形态梦想，走上了一条功利主义的康庄大道。1979年1月29日，在肯尼迪中心邓小平观看了美国艺术家约翰·丹佛的表演，丹佛唱了《乡间大路，请带我回家园》。当邓小平回家时，在西雅图的飞机上，丹佛送了他一百套的唱片。

中美建交对世界有着巨大的象征意义，对中国人民或许有着更为巨大的现实意义：与魔鬼一般的美国也能修好并在同一星球共存，还有什么东西不能重新打量、重新思考、重新判断？

解冻的和风吹到了上海，一个叫杨炳荣的男子死后复生的离奇故事或许是对“解冻上海”的最有力说明。

杨炳荣原为上海市黄浦区服装公司南方衬衫店的职工，1949年前在国民党部队中担任过7个月的宪兵，1957年4月他已向有关部门作了说明。

“文化革命”开始后，出于可以理解的原因，杨炳荣变得格外紧张、恐惧，而这种持久的心理压力最终导致他在“文革”高潮阶段的1968年4月18日出走上海。

同年6月，杨炳荣在南京被收容，旋即被上海原单位领回，并可以想见的被猛烈批斗。

1968年7月29日，杨寻机再次出走，在杭州城再次被收容。鉴于上次教训，杨对收容方谎称自己叫曾鸣皋，原籍江苏南通，于是他被遣送到了江苏南通，安置在如东县洋口农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