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2章（2 / 2）

1984年的上海还没有作好充分准备，还没有准备好令后来的上海青年如痴如醉的空间，1984年的上海还没有jj、阳阳、通通、真爱、罗杰姆、玛雅等等等等的迪斯科舞厅，在1984年，上海唯一有的是刚刚诞生的上海宾馆二十三楼里面的“观云阁”，夜晚，这个空间可以用来跳舞，其中的一段时间便是迪斯科。那些对身体解放有着特别敏感的上海青年，同时在fec的使用上有着特别权利的上海青年，他们才可能摆脱地下防空洞，在这个地方让肢体不受束缚地自由翱翔，而目光敏锐的美国记者正是在这个年份这个地方，因为目击这一切而发出了“中国正在解冻”的深切感叹。

在“迪斯科”一边，这时，还有一种时尚发生在八十年代早期上海的地下空间，它就是音乐茶座。

早七十年代后期，邓丽君的音乐在民间社会广泛地流行着。自那那以后，一支支脱胎于当年工厂小分队的民间乐队进驻了上海海众多电影院的地下防空洞，在那里，他们歌唱、舞蹈、表演演，他们将当年在“小分队”宣传毛泽东思想的种种技巧都献献给了这时的上海人，是最早阔起来但形迹总体来说还相当非可疑的上海人。

在音乐茶座泡上一个晚上，代价也就是8元钱而已，它不仅能让人听到当时最流行的歌曲，还让你有龙井茶喝、有香瓜子嗑。

当然，这里的听客整体粗俗，鉴于他们基本都是民间社会的非主流男女，鉴于他们在城市生活中扮演的角色还不那么阳光，他们常常在兴致所至的时候与台上的歌手一起咆哮：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扭屁股，扭屁股。

某种意义上，是一个天才而前路坎坷的歌手激发了音乐茶座的这拨时尚浪潮，这个歌手就是张行。

早在七十年代，这个群益无线电厂的冲床工人，凭着一双曾被冲床冲掉一节指头的灵巧的手，怀抱吉他，苦练技巧。到了1984年，当上海终于有了自己第一幢4星级hotel的时候，他也在上海第一届吉它大奖赛上夺得第一名，他从自己狭小的居室出发，随后，经由音乐茶座而步入宽广的社会。

他可以说是一个适得其所的人。

这个时候，尽管早飘荡着邓丽君、风飞飞的港台气息；尽管早弥漫着谢里斯、王洁实的浪漫情调；也尽管已逸散着庄鲁迅的《水晶牛仔》、《马塞诸萨》、《卡萨布兰卡》的西方韵味，但上海的民间社会还需要一种更具冲击力的东西，它不仅在音乐上有着独特性，在表现形式上更有着疯狂性，应运而生的张行，就在这时跃上城市的舞台，在舞台上，他载歌载舞，他激情表达，他仿佛玩世不恭地彰显个性，释放着来自上海底层社会的全部压抑，释放着自《人证》、《追捕》以来日本电影带给上海男女的那份音乐快感。

（）.

《阿西门的街》。

《狐狸的故事》。

当张行唱起《迟到》的时候，他获得掌声是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无意识地，张行的歌声引爆了时代情感的火药库，他让多少上海男女在他的歌声中痛感人生旅程已经“迟到”，痛感生命曾经被一种所谓的政治、所谓的意识形态如此的蹉跎。

带着“阿里巴巴”张行横穿了上海（2）

“阿里，阿里巴巴，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芝麻开门，芝麻开门。”

当张行以《阿里巴巴》一曲横穿、横扫整个上海后，上海全部的音乐茶座中都回响着《阿里巴巴》的旋律，那个傻瓜般快乐的阿里巴巴，成了八十年代早中期上海人的一个朦胧意象，人人都期望自己就是阿里巴巴，期望自己就是禁忌正越来越少的时代中的幸运儿，能够拿到那把让“芝麻开门”的钥匙。

张行的成功因此不言而语，《迟到》和《阿西门的街》这两盘音乐带子，发行量达到了高不可攀的500万盒，加上后来的盗版，更是不可思议的2000万盒，尽管，张行在“超白金”发行中得到的只是微不足道的2400元人民币。

稍后，当张行经历了一次深刻的变故之后再出《太阳雨》磁带后，他又创造了一个500万的奇迹，当然，这是后话。

1984年，来自“培罗蒙”的西装，来自雀巢咖啡的滴滴浓香，来自“抽筋迪斯科”的自由奔放，以及来自音乐茶座、音乐广场中的张行的“阿里巴巴”的快乐歌唱，一切都暗示着人们生活正向好的方向发展。人们发现一切似乎都在改变：思想、语言、行为模式和生活方式。一切都与当年马雅可夫斯基叫嚣的刚好相反：向右、向右、向右。

后来的一切当时确实远远没有到来：后来的竞争，后来的残酷压力，后来的由于贫富不均导致的人性失衡，导致的犯罪与血腥。

黑灯舞与三个纨裤子弟的故事（1）

在杨炳荣奇迹地获得了重生；在《中国青年》杂志社炮制而出的子虚乌有的潘晓发出了她的《人生的路怎么走啊》的沉重感叹；在美国女演员莎莉·麦克莱恩如此讽刺着的中国男女青年：“我从电视上看到他们在跳‘星期六夜晚的狂热’，可是实际上他们还没有学会跳‘华尔兹’”，这时，有这样几个纨裤子弟，既不在乎杨炳荣的复活，也无动于衷潘晓的呼告，在自己极其优雅的高干住宅中，邀请着各个层面的上海女子，一起跳着“华尔兹”，也许还跳着被莎莉·麦克莱恩所讥讽的“星期六夜晚的狂热”，随后，将其中的一些女子诱引至住宅的三楼，在那张散发着男人精液气息的床上，将这些女子按倒，然后将自己体内疯狂的欲望强加给了她们，这真实地构成了1984年上海的一个隐秘、晦涩的重大事件。

但在开始叙述1984年上海的这个邪恶的欲望故事的时候，我们可以先回到相对遥远的年份。

1964年5月27日，在一份权威的内部简报中，一篇标题《上海第二医学院揭出一个黑灯舞会集团》的文章这样写道：</br></b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