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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家人晚上坐在院子乘凉的时候说起这事儿哭笑不得，郑海洋一边架着韩一往席子中间拖，一边在旁边用“一张天真”的小脸道：“爸爸，为什么没有工人去找你们呢！？”

一句话，韩治军和郑平立刻不笑了，两人对看了一眼，同时拍巴掌道：“对对！我们可以开始招工人！让他们来找我们。”

于是，省城的大街小巷和各种工厂门口开始出现“一洋介绍班”招技术工人的小纸片儿，上面隐晦地写着工资高且不影响本职工作。

而悄悄的，“周末技术工”成了当年省城颇为时髦的一个词语，陈旧的观念似乎在朝夕之间就改变了，原先尘封在国有工厂里的技术工人走出来了，而尝到了甜头那些小工厂也在吸收了技术之后得以迅速发展。

郑平从一个小城镇的技术工人变成了如今夹着公文包穿白衬衫的“小领导”，这种蜕变是显而易见的，因为和人接触多了，他现在的眼力见识也不是过去能比的了，心变大了胆子也大了，待人接物和过去也不同了。对此郑爷爷郑奶奶都十分唏嘘，家里老二成了如今这样，可真是翻天覆地的变化，可见环境是真的可以改变一个人的。

至于程宝丽，在离开了老家之后倒是没什么大变化，勤勤恳恳干事儿干活儿，煮饭带孩子洗衣服，似乎和过去的生活没什么不一样的；如果真说有什么改变的话，就是人变得开朗变得自信了。

想想也确实是这样，没有娘家的烦心事了，男人又和以前大不同了，现在的生活每天都有奔头，一日日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奔去。

不过，这生活总不是时时刻刻都叫人如意的，一帆风顺的那不叫生活，叫做梦。

郑爷爷现在待的这个油厂是厂长承包制，什么意思一目了然，但国有工厂在当时想要寻去发展还是相当不容易的，因为在权责问题上，还有一个“书记”。

厂长负责，却还有能和他平起平坐的“书记”，这就好像十几年之后一个大公司有两个平起平坐共同管理的总经理一样，总是矛盾重重、要出事的。

郑爷爷的老战友如今的厂长胡成显然和厂里的“书记”有些不太对付，两人年纪相差不多，观念却相差太多。

胡成想要发展想要工厂赚钱，“赚钱”是如今的当务之急；可书记刘国农却觉得胡成把工厂搞得乱七八糟，把一个“国有工厂”生生改造成了“不上路子的私人小作坊”。

郑爷爷刚来的时候，跟着胡成后面开领导会议，刘国农拍着桌子数落胡成，后来郑爷爷和胡成把效益搞上去了，刘国农就端着茶杯冷嘲热讽；刘国农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端着个领导架子在厂里巡视，要么就是让职工写思想汇报，要么就是去城中开领导会议，总之在郑爷爷这拨人看来，这人除了开会拿领导架子，就没干过什么事实，工人们也不怎么喜欢他。

胡成并不是本地人，全家都在老家，他一个人在厂里住个职工宿舍，和普通员工没什么两样；刘国成也住在厂里，是个独门独户的二层小院子，祖孙三代都住在这里，孙子已经五岁了，是个喜欢捣乱的小胖子。

郑爷爷一开始住过来的时候也是普通的职工宿舍，后来说儿子朋友都要来，还有两个女人两个孩子，胡成觉得不方便，就给了郑爷爷一个独门小院子，没有二层，就是个普通平房，只是有个围墙围了独立院子，也方便女人孩子住。

住进来之后，刘国农就不高兴了，说胡成是“官倒”，所谓“官倒”也是“倒爷”一种，就是把国有资源输出到体制之外。

胡成以前不和刘国农一般见识，那次之后就开始拍着桌子对骂：“嘴巴放干净一点！！那破院子在工厂最边上，破得稀巴烂，一到夏天蚊子多得要死，冬天还冷得要死，请你去住你住？”

刘国农瞪眼：“那也是厂里的东西！是厂里的房子，就不应该给外面人住！”

当过兵的脏话都多，胡成没忍住就开始飙脏话：“妈个逼巴子的！我住工人宿舍，就算那破院子是给我住的，我让出来给他们的行了吧？你全家住二层小楼你逼逼啥子？嫌住得不舒服你去给我住哪个破平方？还有我全家都在老家，你全家都在厂里，你儿子媳妇孙子哪个在厂里工作？？你逼逼完了？？”

刘国农脸一唬，不吭声了，之后还去过郑海洋家的那个小院子，当时男人都不在，只有陈灵灵带着一大一小两个孩子。

刘国农站在院门口，手背在身后，一副大领导来巡视的样子，抬眼扫了一眼院子，对陈灵灵道：“你们这样不对，毕竟工厂是国家的，院子也是国家的。”

陈灵灵拿个小板凳坐在房门口，冷笑：“喲，厂外面大红转头围墙上不写着‘工人是工厂的主人’么？”

一句话噎得刘国农脸都青了。

后来刘国农时不时隔一段时间就来一次，还都是男人不在只有女人带着孩子的白天。其实那时候韩治军和郑平已经想着搬出去了，一方面觉得女人孩子会不方便，毕竟厂里还是男职工多，另外一方面也考虑郑爷爷在厂里不好做人。

但是搬走总要个过渡期，刘国农总是时不时跑来，对女人们来说着实不方便，郑爷爷就去和胡成讲，解释孩子们快要搬走了稍微通融一段时间，胡成就去和刘国农说，结果一说刘国农去得更勤快，像是天天催着他们赶紧搬走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