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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说：“走开。”他知道意思是“进来”。

我躺在放平的椅子里，看天花板。他的脚步靠近，呼吸克制，把水杯和药放在我桌上。

“你一下午没出门，没招惹人，没捣乱，经过你办公室的人说你把遮光板拉下来了，没有读我发的消息。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又偏头痛，给你带了水和阿司匹林。”

我说：“你认不认为我昨天已经痛过了？”

他叹口气，拉开我对面的座椅，在我身边坐下：“你要给我一点提示。”

我能做得更好，我把关上的屏幕打开，推显示屏朝向他：“今年十月一日起，加上两个星期年假，一共三周二十一天，你说你陪‘爹地妈咪’去欧洲度假。我随手搜了一下，你猜我发现什么？你的说法不太可能是真的，当然了，除非仁爱医院的别名叫‘欧洲’。”

他按住额头：“我骗了你，你黑了我，我们能不能算扯平了，这个话题不要再继续下去？”

“门都没有。”我坐起来看着他，一下午的养精蓄锐以后，我已经准备好和他吵架了：“不要想扯平。你能骗到我，真棒，我为你鼓掌，你终于长大了；我黑你，你早就知道。我答应和你做朋友的第一句话就是‘我黑了你，你看起来挺有趣’。”

他压着我的肩膀把我按下去，让我平躺，不要突然起身，改变脑部供血：“琳琅的爸爸肝脏衰竭，我和他做了活体肝移植。”

肝移植，配型门槛最低的移植，基本上血型一致就能做。我说：“你给前女友的爸爸捐了一块肝。”

他又叹气，这回也看向天花板：“我和琳琅……从来没有过恋爱关系。”

女孩单恋男孩，男孩不爱女孩，最后男孩割了一块肝给女孩的爸爸。世界上怎么会有这种人？我撑起身看他：“愧疚的代价真高，是吧？下次有人爱你，你不能爱回去，是要捐肾？你有没有听过一种东西叫礼物，项链，耳环，手镯，胸针，你对谁感到愧疚，为她花一笔钱，女孩子不喜欢血淋淋的新鲜器官！”

他停了一会儿，忽然说：“如果你需要，我也会给你。”

这下好了，我左侧头开始出现针扎一样的轻微刺感。他不知道问题在哪，我暴躁起来：“你根本不可能捐给我，我们血型都不一样！哪怕你可以，我也不会要你捐，真有那一天，给我找个死刑犯，挖他的肝，你知不知道你可能死在手术台上？”

所有事情，有好处就有坏处。肾难配型，但是一旦配型，移植基本不会出问题。肝配型要求低，但是移植手术风险高，血管，胆管，我不关心得到他那块肝的人是死是活，给他做手术的人搞砸一点，他这个捐肝的人就会完蛋。

那是我最深的恐惧，我后悔黑他的医疗记录，我根本不想知道他两个月前可能死。他每天给我发欧洲的风景照，知道我没兴趣看那些西班牙海鲜饭和意大利咖啡的图片，同时他就一个人呆在医院里，等着缝合的创口痊愈，等他的肝脏慢慢长回来。

现在我真的头痛了，不像其他时候的头痛，像个有礼貌的水管工，提前给我打个招呼，用眼部症状告诉我，“你好，几小时或几天以后我会上门让你恨不得把头钻开”，这一次是个猛然闯进家门的混蛋，更让人想杀人的是它还带来了它亲密的小伙伴们，恶心，眩晕，冷汗，相亲相爱的大家庭。

整件事不可理喻，我的头痛不可理喻。我靠在躺椅上，小白递药给我，他端水放到我手里，我已经把阿司匹林干咽下去，努力集中精神：“这件事……我们没完。”

他叫了一声我的名字，语气有种奇怪的坚持，说：“夏启，我不会在你头痛的时候跟你吵，你也不应该在你头痛的时候跟我吵。”我听见他去衣架上拿我的大衣，盖在我身上，我用大衣蒙住头，他说：“我留在这里，如果阿司匹林不起效，过一会儿告诉我。”

我蒙着脸，睁不开眼，挥手示意他知道了。他不再说话，在我身边坐下，我听不见他的呼吸声，但是能感觉到他留在我的办公室里。

我不能容忍别人在我头痛发作的时候和我共处一室，但是小白可以。或许这就是友情的力量。

我的思绪像个酒鬼，走不成直线。我为什么会发怒？我为什么会头痛？发现小白的欧洲度假小秘密后，我原本不打算干什么。他已经做了手术，好好地活着，和我一起上班，一起吃午餐，一起过周末了一个月。

我把这件事和其他小白不知道我发现的事堆到一起，关键时刻这些事都能成为我操纵他愧疚感的筹码。再次赞美我们的人间天使，道德楷模，他的内疚就是我的胜利。

我把这件事抖出来，作为一个借口。没想到我真的生气了，不能控制地头痛发作，思维都不能捋成直线。我不知道这次头痛会痛多久，我的丘比特大作战又该怎么办？

当你长期被一种病症纠缠，你最好看过这种病症的大量文献。成人偏头痛发作的时间区间常在四到七十二小时内，这回痛了大概六小时，中间吐过一次，状态很差，去不了卫生间，小白居然及时递给我呕吐袋。

我彻底缓过来，办公室里一片黑暗，不是因为遮光板，我撑开眼皮，电子表上闪亮的数字告诉我凌晨了。辨认轮廓，小白睡在我的沙发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