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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有心人注意到，从昨日下午场到今日上午场，名枫山没有开口说一句，只是认真听着每一位学者的发言，偶尔提笔记录几下。下午场，名可秀仍然没有发言。

次日报纸持续大卖。

因稷下论学对绵州弑夫案的辩论，这桩官司又在南北两国热议起来，人们一边看着报纸，一边谈论。除了“礼”和“法”两种不同观点外，很多人还指出为什么会发生齐氏阿湖这样的“弑夫案”？阿湖的叔叔才是罪魁祸首！还有刘大郎，明知阿湖母丧未过，这是知法犯法，怎么能算无辜受害？

冯时行在学会上道，齐氏阿湖这个案子在神宗朝有过类似一桩，刑宗上名“登州阿云弑夫案”。

当时王安石和司马光对这个案子有不同的看法。最后，神宗支持了王安石的意见，亲自下诏书赦免了阿云的死罪，改为三年徒刑。不久，阿云遇上了天下大赦，恢复了自由身，之后嫁人生子。但是，十七年后，哲宗继位，司马光得势，他上台后旧事重提，以谋杀亲夫的罪名将阿云逮捕，斩示众。

北周稷下学者晁公武道，王安石的判决是以皇帝敕书为准，认为既然皇帝有敕书说，伤了人的罪犯只要自首，就可以减刑——阿云符合。王安石一派认为尊敕书为大，皇权是凌驾于法律之上的权力，皇帝可以对任何一项法令做出制定与废除，并对法律有最终解释权。而司马光一派认为，法律是国家至高无上的权力，即使皇帝想改变法律，也要和士大夫朝议，不能乾纲独断，任意更改破坏法律的严肃性。这就是当时围绕登州阿云案的“律敕之争”。

晁公武认同司马光一派的看法，认为：皇权虽然尊贵，但“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法是治天下，非是帝王一家之法，皇帝的敕令必须经过大理寺、刑部、御史台三司的共同签押认可，才能作为法律的解释和补充。

朱跸就说：若按照法律至高的原则，阿湖案就不该判杀夫罪。

李侗反驳说：虽然法律上不成婚姻，但齐氏阿湖在犯案时不清楚这一点，也就是说，她知道自己是以“妻子”的身份“弑夫”，完全违悖“礼”，判杀夫罪是没错的。

北周稷下学者、前刑部侍郎卫仲英也道：要从犯案的出发点来判罪。就比如故意伤害罪和杀人未遂罪，同样是造成身体的伤害，但因出发点不同，故判罪有轻重。阿湖案的出发点就是十恶不赦之弑夫罪。

大宋稷下学者廖迟也道：这个案子从出发点看，就是谋杀亲夫，这种和杀父弑君一样的忤逆大罪，绝不可姑息。

苏澹道：且不提阿湖案的罪名，追根溯源，齐氏阿湖为什么会犯罪？首先是地方官府的责任，齐湖的叔叔为什么明知居母丧还敢嫁其女，这是道德教化不到位。其二，齐湖不清楚自己居母丧而且未满婚龄有权不嫁，这是地方官府的责任，让百姓不知礼不知法。其三，一个村子能有多大？齐湖被嫁的事齐家村会不知道？这些年朝廷督促村乡设立申明亭，让有德望的宿老解决乡里民事纠纷，监督乡里德化风气——齐湖如果不愿意嫁，为什么没有求助申明亭？说到底，这还是地方官府的责任。

苏澹一向温雅，很少这般声音严厉，他的指责让台上台下都深思了。

殿堂内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表达出学子们心中的支持。

谯定敲了下铜钟，安静殿堂后，他论道：阿湖案只是个案，但朝廷若不从此案得出教训，地方官府若不引起重视，则神宗朝有阿云案，本朝有阿湖案，焉知其后不会再有阿霞、阿水案？

学子们又响起掌声。

由小见大，促进国家治世的完善，这是稷下学会成立的意义之一。

但是，争论的焦点还是在阿湖的罪名上，在礼和法孰为高的争论上。

今日的午膳是白米饭配一荤菜，再加一小碗匏瓜汤（葫芦），谯定在饭前净手时打趣名可秀，“今日这道匏瓜汤是给枫山做的吧？”十几位分坐食案前的稷下学者们一愣，都哈哈大笑起来，这分明是打趣名可秀在学会上一言不发，做闷嘴匏瓜呀。

名可秀微微一笑，“某是在思考一个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