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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上台下的学者们脸色也凝肃了。

名可秀指出的，是一个士与庶的利益对立。

这是关乎到两个阶层。

名可秀发出三问：“《尚书》曰：‘民惟邦本，本固君宁。’——何为民？孔子曰：仁民。——何为民？孟子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何为民？”

她道：“君之下，有二民：一曰士，一曰庶。士者，文明智慧精英也，无士不足以为国。庶者，水也。无水，士无以活。”

名可秀这里的“士”，是指士大夫和有品级的官员这个阶层，没有包括城市和乡村的上等户庶民——简单地讲，就是商富和地主。在这个时代，商富和地主只能算有钱人，不能算入精英阶层。

名可秀道：“若将天下的利益喻为一张饼，这张饼就是分为两大块：一块是士大夫与权贵，一块是普通百姓。士大夫与权贵占了大头，若还要占下去，挤压普通百姓的生存利益，国家就会不稳。若是做适当的忍让，普通百姓就会感到满足。

“但是，士大夫与权贵能从千万人中脱颖而出，因为他们有能力，有知识，有眼光智慧，还有勇气等诸因素，是天下人的精英。虽然，这整个阶层中也有不少滥竽充数的无能力者，也有不少败类和小人，但总体而论，是天下的精英。他们掌握着天下最多的知识，掌握了天下最多的权力，占据了天下最多的财富，天下可以说是大部分是他们的天下。皇帝也必须依靠这个精英阶层来治理国家。

“是以，普通百姓也不能过份地，或者强行地要求精英阶层做出更多的退让。”

殿内的人都微微点头。

能坐在这里的，都是精英阶层。

名可秀又说道：“这块大饼只分两块，没计入皇帝。因为皇帝是执天下，左右平衡，不计入利益。如果皇帝也参与到分饼中，那就不是执天下，而是执皇家。”

学者们纷纷点头，这个观点他们是认可的。

赵昚流露出深思的表情。如今，两府的政务皇帝已经很少直接插手，但是御史台、廉政台、监法院这三个监督百官行政、廉洁和执法公正的衙署却是由皇帝亲掌，两府不得涉入，这就是帝王“执天下”监督以“平衡”吗？

“儒家主张宽刑。”名可秀这才说到有关论刑的主题，“《礼记》云：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侧。因为大夫是国家或君主以贤德为标准选出来治理天下人的，故而不会有对大夫的刑法；但是，若大夫犯了法，则此人已不配为‘大夫’，故要去其资格，即刑人不在君侧，再论以刑法。这句话被有些士大夫和权贵理解为‘豁免刑法的特权’，故违法乱纪，贪赃枉法，还要求国家对其施以仁，宽刑以待——这是谬解！靖康之前，朝廷对贪官是只解其官职，除了士大夫的资格，而后不再论以刑法，故吏治越来越*，几乎无官不贪。而这种不合宜的‘宽刑’——对士大夫过度的宽刑，就是对普通百姓的苛政，进一步严重的，就是暴.政。”

“汉儒主张宽刑是对士大夫，这绝非孔孟儒学的本义。”名可秀道，“孔子曰仁，难道是只仁及士大夫？孟子讽‘窃国者侯，窃钩者诛’，难道是主张严刑于庶民？令人欣慰的是，我朝重视仁治为前朝历代不及，儒家宽刑思想也渐渐越过汉儒，回归先秦儒家之本义，由士及之庶民。”

正因为大宋人文气息越来越浓厚，这才造成一些士大夫宽刑思想的产生，而这种宽刑并非是汉朝那种宽刑，仅仅只针对士大夫与权贵这个精英阶层，而是对所有百姓都宽刑。

但是，仍然有很多士大夫强烈维护原来的秩序。阿云案和阿湖案都算是勉强的蓄意杀夫案，之所以一定要处死阿云和阿湖，乃是维护三纲之制。那怕是勉强地触犯了这种三纲，也让一些士大夫隐隐感到最终会破坏这种精英治理天下的秩序，以及精英的地位。

这才是阿云案或阿湖案产生严重争执的深层次原因。

而名可秀认为，普通百姓必须拥有更多的作为人的权利，否则，精英阶层和庶民阶层的鸿沟越来越大，同样造成高低两极的分化，国家不可能“和”，不和则不稳，不稳则乱，乱则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