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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家治国，必须着眼于实际。百姓日用，也必须着眼于实际。都不能“不易者为用”。不随着时代变化，那就只有被时代大浪淘汰，成为“死在沙滩上”的“前浪”。

名可秀说，二程为什么反对王安石变法？因为错解了《中庸》，“不易者为庸”。这就错到根子上了。比二苏都不如了，苏轼、苏辙反对变法是因为“激进害民”，而不是“祖宗之法不可变”。从这方面讲，蜀学其实也是经世致用。如谯定的谯氏蜀学，就是其中的典型。所以，虽然谯定曾经就易学求教于贬官到蜀地的程颐，但二人从易经中“格”出的“宇宙观”——准确地说是世界观，却是不同的。

因此，名可秀曾对苏澹、谯定等大儒们切磋时论道，后世儒家们最重要的事情，是要从孔子的儒学中，体悟真正的“世界观”，然后在正确的世界观上，建立正确的方法论。只有世界观对了，方法论才会对。就算出现错误，也好比是往正确方向走的道路选择不同，是选的直路还是弯路？但无论哪种，大方向是不会错的。

名可秀在稷下论讲时，正式将“世界观”从儒家说的“宇宙观”中分离出来。这是一个“道”的高远的不同。对于修身养性来说，心有多远，宇宙就可以无穷大，所以可以用、也应该用“宇宙观”。但用于治国平天下，更需要确立的是：着眼于“现实”的“世界观”。

所以，格物致知，不是读儒家经籍空想。

只读儒家经籍观想，也无法让国家强大，无法让百姓日用富足。

世间能以观想悟道的圣人，只有那么一两个，不是人人都能做圣人。

作者有话要说：以前以为中庸是难得糊涂。明白了中庸，才知道要做到中庸可真难。后世能做到中庸的估计只有一个周。

☆、稷下论学（十）

二程的洛学想将人人都养成圣人,从道德教化来讲,这个目标定得没错。

但是，没有考虑到人性。

名可秀认为，必须将人性与天性分开，人性是人性，天性是天性。

《中庸》的第一句话就讲：“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

人性的来源，自然的禀赋,这个就是“性”。

这个“性”就是天性。

人的天性是纯净的，就如一张白纸，可以说是至真,因为没有虚假；可以说是至善,因为没有邪恶；可以说是至美，因为没有不美。

所以，孔子认为，人的天性是干净的。

名可秀认同孔子的看法。

那么人性呢？

孔子之后的儒家在“人性”上分为两派，一派是孟子派，认为：人性本来是至善的，不坏的；坏是后天搞坏的。另一派则是荀子派，认为人性是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