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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可秀在这里讲直，就是对温的补充。

正如宽要有辨，温也要有直。

《中庸》说：“国有道，其言足以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诗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

什么是明哲保身呢？名可秀讲，明哲保身不是叫你怯懦躲避。明，是明心见性，心中有道；哲，是高明的智慧处世。当处于乱世，“明哲保身”不是怕——是不愿意轻易牺牲，所以“其默足以容”，退而隐世，担负起文化的传承责任。

但是，很多人误解了这句话，没将“既明且哲”放在前面，只看见了“保身”。于是，当国家危难之时，因为怯懦不敢站出来，苟全己身，还美其名曰“明哲保身”。

靖康之变，多少士大夫做了金人的俘虏？保全己身、不轻易而死这是对的，死要有价值。但当君王遭敌酋之辱，此即国家受辱，华夏受辱，然唯有李若水挺身而出，舍生取义。何以不“保身”哉？因为已经触及君臣之义，触及了士大夫应守的“道”，故勇而直，舍生以全道。此谓之，死有重于泰山也。

故靖康以后，我们讲士大夫的气节，就是批判这种当勇时怯，当义时退，不能直道而行。《中庸》说“国无道，其默足以容”，“默”是因为有“容”，对世间会有贡献，此谓之“保身”重于直勇而死——那些“明哲保身”的士大夫们又有几个是这一种呢？

故名可秀要讲直。

孔子道：“见义不为，无勇也。”此时直即是勇，而“义”即中道。中庸是讲中道而行，所以中庸者是见义勇为，不是“保身”不作为。

名可秀道，既明且哲，是要自己明心见性，处处有道。所以孔子说“国有道，危言危行；国无道，危行（行为要端正）言逊（言语要逊，含默）”——不论哪一种，都是为了道。所以为道，是既明且哲而保身。这才是中庸的中道而行。

名可秀又讲，孔子说，以德报怨，何以报德，故以直报怨。

什么是以直报怨呢？直者直道也，公平无私。这是讲你我有私怨，但我以公平之直道报之，不因为有怨而加重报复你，也不因为德行而宽厚待你，这就是直。

名可秀讲，君子之德，要宽要直，对于恶人恶事，那就不能讲宽厚，要讲直。国与国之间也是如此，对于中国无义的外邦，那就不能因为仁心而讲宽厚，要讲直，公平对待。

名可秀道，我们讲直，是要秉道而直，外温而内直。

《诗经》曰：“有匪君子，如金如锡，如圭如璧。”“如金如锡”是意志坚定，这是内直。“如圭如璧”是德行高贵，这亦是内直。

我们讲君子如玉，既是讲君子品德如玉高贵，也是讲君子“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气节，此谓之，直道而勇也。

我们讲君子如竹，因为翠竹外柔内韧，风吹可弯但不可折，所以君子坚守仁心、正道和原则，要如翠竹般坚贞有节，不惧生死，不为利诱，不合俗流，此谓君子外温而内直也。

我们讲君子如松柏，是因为松柏身处大寒霜雪这样的“艰难之世”，也劲立挺拔，枝叶青茂，此谓君子道心坚定，守直不变也。正如孔子周游列国困于危境时所说的：“故内省而不穷于道，临难而不失其德。大寒既至，霜雪既降，吾是以知松柏之茂也。”

这就是君子的直道。

这就是中庸的直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