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不合常理的稀疏下去的枪炮声,军人的直觉使Kulik意识到有什么不对。而当侦查骑兵发现德国人的动向时,一向镇静的中校参谋紧张得脑中出现一瞬间的空白,甚至当时拟出的发给Platov的电文也不够通顺。
此时的苏军攻击部队,在几天的激烈战斗之后,兵力已尽极限,完全不可能有力量承受来自背后的攻击;德军两面夹击的态势一旦形成,后果不堪设想。
Platov陷于一个两难的境地。此时撤围就意味着歼灭战功亏一篑,而继续打下去就要冒着全军覆没的风险。在瞬息万变的战场态势下,任何犹豫都会造成灾难性的后果。Platov向集团军发出电报,并且决定,无论有没有回电,都在半天之后撤离战场。
Platov的个性在苏军将领中并不多见,他气质温和性格儒雅,对于部下和基层士兵有着不可思议的关心和体贴。他是少数不相信“不惜一切代价”的高级指挥员,不赞成不成比例的战果与代价。他认为此刻苏军反攻的部署已经完成,部队基本到达预定位置,这场围歼战最重要的目的已经达到,他没有权利命令士兵再做无谓的牺牲。
6个小时后,当德军的增援部队到达时,苏军已经不见踪影。
但脱出险境的Platov心头依然萦绕着一丝阴影:他们失去了与预备队的联络。
德军增援部队的指挥官感到异常恼火,不光是因为此刻的扑空。所有侦查都清清楚楚的显示,苏军阻击部队不过勉强是2个营的建制,却使他们的进程足足拖延了4天。他们的坦克一度已经冲过防线最前沿的战壕,可坦克一过,俄国人就又从战壕里跳起来把随后的步兵打退。缺少步兵跟进的坦克进退维谷,甚至有苏联士兵爬上坦克把手榴弹塞进驾驶舱。德军一度使用了杀伤力极大的□□,他从望远镜里可以看到战壕里的苏军士兵在火中挣扎倒地,空气里到处都是皮肉烧焦的臭味;可当他们再次冲到阵地前,却惊异的发现不知从哪里冒出来的预备梯队。
在绕开3-A公路之后,他专门抽调一部分部队意图从背后消灭掉这支令人憎恶的苏军;然而一天之后他亲自走进他这几天的对手临时搭建的指挥部时,只看见桌子上几架被枪打坏的破烂电台。身边的副官报告说:“苏军自行破坏了电台和重武器之后仓皇逃走了。”
在这之后随机开始的,就是那场著名的“叶利尼亚突出部的战斗”;而事实上,这场由朱可夫大将指挥的反突击战是苏军在战争初期取得的唯一一场重大胜利。因为战力消耗巨大,Platov的部队并没有参战,但他们还是受到了总参谋部的嘉奖。当天,一支只有不到200人的队伍令人诧异的出现在驻地,他们神色疲惫,并且没一件重型武器。领头的军官对卫兵说:“我是中校参谋Ilia kulik,请通知Platov少将。”
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伴随着朱可夫成为“胜利的象征”的巨大声誉,kulik被反复问及的一个问题是:“说说看,你当时什么感觉?”人们也理所应当的认为,在斯摩棱斯克被朱可夫接见的经历应该是他职业军人生涯中极为光荣的一页。
一般这种时候,Kulik会淡淡的说:“他很严厉;跟我没多说什么话,我猜他当时把我叫去更重要的目的是质问我都干了些什么。”
事实似乎也的确如此:他在确定platov收到他的报告之后带着部队轻装简行的撤离了战场。给重炮连的命令是他亲自去高地传达的,炮兵连长不出意外的拒绝执行这样的命令。
“我想知道师长同志知道这件事吗?您要明白,中校同志,我们并不隶属预备队;您应当明白您在干什么,要我们这样做——破坏火炮然后跟着您逃跑:对不起,我只能用这个词来形容您要我做的事——是不可能的。”
Kulik听他情绪激动的说完才开口:“这有两个选择:执行命令或者被德国人打死、俘虏;但我不会允许第二种情况发生。”
“扔下重武器逃跑,苏维埃军人的脑子里没有这样的概念!”
“那么您想怎么带走那些火炮而不引起德军追击?”
炮兵连长被面前长官始终语气平淡的冰冷气场噎得顿了一下,在发愣的间歇,他听见kulik说:“我对这事负全责,现在请您执行命令。”
后来的统计显示,3-A公路的那场战斗中,德军被阻4天,伤亡约400人;苏军损失了全部重型武器和电台,部分步兵连队减员超过一半,但机械化兵种的建制完整性基本得到保全。
Platov对此未作评论。
几天之后,kulik接到电话叫他去方面军指挥部。在那里,他见到了朱可夫。
“没人在朱可夫面前能够不紧张,”kulik后来跟katia说,“他的眼光像是能把我的眼睛戳成两个洞。”
他进屋的时候大声喊:“报告!”接着朱可夫就转过身来,面色冰冷严厉。
“你在撤退的时候丢掉了所有的重武器?”他问。
Kulik站得笔直:“我认为确保这些士兵的安全更重要。”他在司令员威严的目光注视下抿了下嘴唇,又补充说,“现在一个训练有素的炮兵比一门火炮更为难得。”
他站在那里,看上去神色坦然,但两颊却因为紧张而泛起潮红。
“后来呢?”听到丈夫回忆这样对话的时候katia紧张的问。
此时的朱可夫问了一个出人意料的问题:“格里高利-库里克元帅是你什么人?”
“没有关系。元帅是乌克兰人,而我的家乡是莫斯科。”
朱可夫看了他一会儿,简短的说:“看来你对炮兵的使用很有心得。”
作者有话要说: 倒霉的格里高利库里克元帅资格很老,也算曾为苏维埃流过血;他在察里津保卫战里是斯大/林的炮兵司令,战前就晋升元帅。战争中表现不佳,屡屡降职,在列宁格勒保卫战中以元帅军衔仅指挥一个集团军,并且最终因为与朱可夫的争执而被调职。设定里库哥也与他无关,只是觉得这么写很好玩
☆、9.8
1941年9月6日,元首第35号训令:
……确定10月2日发起莫斯科会战,代号“台风”行动……因此,我军目前应迅速同芬军建立联系,合围在列宁格勒的苏军集团,以便最迟在9月15日将第4装甲兵团和一部分空军将调归中央集团军群参加莫斯科会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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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6日的夜晚已经过去,托尔马乔夫军政学院院长zhulin办公室里的灯光一夜未熄。
学院已经停课,学员们留在学校待命;他们很早就准备好被补充到城防前线里去,但这样的命令却始终没有下达。
托尔马乔夫态度激进的青年教官们对守卫列宁格勒的决策者们的抱怨已经由私下议论转为半公开的批评:“畏首畏尾,在严峻态势下依然丝毫不敢采取断然措施”。Zhulin因此接到非正式的警告:“加强思想上的约束,越是在战争期间越不能采取纵容的态度,苏维埃军人应该有更强的纪律感。”
在这种时候Zhulin默许他年轻的下级们自由的发表言论,很难说是不是明智,不过他很清楚如何把握其中的分寸;作为经历过国内战争的布琼尼第一骑兵师成员,zhulin有时会感到一种滑稽而苦涩的庆幸;由于阴差阳错的原因他过早离开部队而转向军事理论的研究与教育,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失去了许多在军中进一步晋升的机会,但也因此避开了红军遭受残酷清洗的血雨腥风。
但如果认为zhulin是靠着清白正统的背景和远离军队的境遇逃过一劫也不完全,在不讲情面的政治运动与人们沉默的道德标准的夹缝中生活了这么多年,zhulin自有属于自己的处世哲学;在当年围绕军队建设方向的激烈争论中,zhulin始终保持着立场含糊的中立态度,虽然在某种程度上这也是对“机械化建军”的含蓄支持,但他从来不曾明确反对过“骑兵神圣”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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