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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在一日例行的审问后，我开口问了我对面的调查员：“涉案的张晨，你知道他现在在哪里么？”

“他出国了，”我没想到那人轻易地告诉了我，“他一直有国外的绿卡，涉案的情节也不严重，带着老婆孩子重新开始了。”

我闭上了双眼，感觉自己已经失去了呼吸的能力，理智告诉我不应该听他一面之词，该去自己去探寻真相，理智却也告诉我他没有理由欺骗我，张晨的的确确已经离开，和他名义上的妻子和孩子一起。

“送您一个消息，张晨与他妻子，只是签署过离婚协议，手续还没办，您就算和他去了民政局，也是重婚罪，算不了数的。”

“这样。”

“您在鹿市干得很好，省委的领导原本打算年后将您提职，您得知这个消息，会觉得悔恨么？”

“你未免知道得有些多。”

“有些事，您也管得太宽了。”

我睁开了双眼，看向那位调查员：“你是那位的人？”

“我不是那位的人，只是一个调查员罢了，您也不用担心，李家的姑娘闹腾好几天了，您这边也没有太多的原则错误，应该很快就会放出去了。”

我该觉得高兴的，毕竟囚禁在这里的滋味并不好受，但我心中生不起一丝一毫的喜悦，无力感丝丝麻麻缠绕在我的胸口，我感受到了当年在汉东的病房中的绝望，又一次，我输得干净彻底。

调查员走后，我回到了里间，那里只有一张床，四周都没有窗，我开着灯，躺在略硬的床上，眼睛盯着上方的白炽灯。

这时候应该回想点过去的事，以短暂地麻痹现在的大脑，让神经轻微放松，仿佛能规避现在遇到的磨难，不必再去想未来怎么办。

我逼迫自己去想，我告诉我自己，现在无需故作坚强。

我想到很久很久以前，那个男人还没有去南方，我们一家三口还在一起。我记得我们居住在平房院子里，院子里种满了鲜花，天气热的时候，总能闻到花香，我在不大的院子里迷了路，却一点也不慌张，要不了多久，总会有把我拎出来，再细心地对我说：“该走啦。”

去哪里呢？或许是去百货里买些东西，或许是去外公家串个门，我坐在前面的车框里，有时候路上会遇到卖糖果的，我眼巴巴地瞧着卖糖果的大叔，不一会儿，那个男人会买一把糖果，塞到我的怀里，悄悄地对我说：“不要告诉你妈妈。”

我半懂不懂地点了点头。

但后来一切都变了，那个男人去了南方，变成了所有人都不认识的模样，而我的母亲，踩着漂亮的红高跟鞋，用生命祭奠了她的爱情。

我想到了我的爷爷，那个善良的、正直的老人。

我记得他抱着我嚎啕大哭的模样，也记得他指着我，对其他试图给那个男人劝和的人们说：“这孩子以后跟我姓，他是我陈家的孩子，我养他。”

他带上了老花镜，用斑驳的手指翻过我的作业，一点一点地为我讲解要点。他拎着菜篮子，慢悠悠地溜达回家，篮子里肉多菜少，他笑眯眯地说：“给我的大孙子加餐。”

他在我第一次捉弄了同学的时候，抄起扫帚打我，打累了却抱着我偷偷地抹眼泪。他在大半夜睡不着觉，跑到我的房间里，用干瘪的手摸着我的脸颊，又悄悄地离开。

他改正了我所有隶属于父亲的冷血和狡猾，他将做一个好人的思想深深地刻在了我灵魂的深处。

但我还是失去了他，在那个冰冷的夜里，送他走了最后一程路。

我难以遏制地想到了张晨。

我不后悔遇到他，跟他成为兄弟，回想起少年的时光，依旧能感到温暖和愉快。我最后悔的是没有把握住底线，越过了兄弟的范围，和他当了炮--友、当了情人又单方面视对方为伴侣。

如果只是兄弟，我或许没办法做到这个地步，也不会越陷越深，踏进这趟旋涡里。

我想不到什么欢乐的事，也生不出多少难言的恨，成王败寇，不过如此。

唯一过不去的坎，在于我从未想过利用他去搞他的家人，他却能轻易地出卖我，让我所有的筹码清空，做得干净利落，让我连借口都无法为他找到。

谁能知道那天夜里，我和他在哪里对供词？

谁能轻易地在我的电脑里做一些手脚，并不为我所察觉？

谁能将我的贴身用品哪走，谁能轻易地叫我变更原则？

只有张晨，只有他能做到。

他为了他的母亲，选择放弃了我，但倘若我与他对峙，他也不会说出什么歉疚的话吧，他或许会理直气壮地说：“我救了你第一次，救不了你第二次，谁叫你非要同他们作对呢？”

我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忘记了我一直说的那一句话。

我和张晨，从来都不是一路人。大学是一道分水岭，我们早该疏远划清界限，不该再接触了。

那些肉--体交缠和短暂的欢愉，如一场过于荒诞不经的梦，总有现实戳破幻想，叫人猛然惊醒，恍然回头看，已经浪费了那么多年的光景。

我所有的感情与信任，终于灰飞烟灭，落得干干净净。

又过了三天，调查员带来了纸与笔，我向他要了一根烟，一边抽着烟，一边手写好了辞职信。原则上应该是开除当籍，再走后续的程序，但违规操作并不严重，再加上部分证据不太致命，还存在很大的操作空间。幕后人当然想让我进监狱，但架不住李婉婷苦苦哀求——她爸爸递了个条子，这件事轻拿轻放，我甚至颇为“体面”地有了写辞职信的机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