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晨知道太多不该知道的东西了，不适合留在国内。”
“所以你就提前七天把他送走了？”
“对。”
“不至于做得那么过吧，”我抿了一口茶水，脸上的肌肉变成了浅淡的笑，“张晨也不像是那么偏激的人，非要拖着你下去。”
“你父亲……”
“我没有父亲。”
“白先生派人来处置这件事，只需要我打个招呼提供些便利，”郑东阳说得有点犹豫，“我告诉你这些事，你不必再查下去了，我们总归是朋友。”
“你们就这么把张晨送到国外去了，什么证件都没给他留？”
“放在了国外的疗养院里，福利待遇都还好，后来不知道怎么的，张晨就消失不见了。”
“原来是这样啊。”
或许是我的语气太过平淡，郑东阳也舒了口气，他说：“你可别再查了，最近不怎么太平。”
“放心，我不会查的，过去的事，不都过去了么。”
我和郑东阳一起喝过了茶，又聊了些轻快的话题，握了握手，上了两辆不同的车子。
我翻出了夹在上衣口袋的笔，拧开笔盖，按下了保存的按钮。郑东阳不该这么放心我，我这个人啊，一贯会录音，也一贯会举报。
当初两个集团合并的时候，白先生底下有一套班底，我自身有一套班底，我这么多次的清理，动的大多的是自己身边人，却从来未曾把目光扫向另一波人。这或许是一种惯性思维，总以为会是吴铭或者董事闹腾出的问题，没有想过白先生人都死了，还要试图掌控我的人生。
有了方向之后，再调查就变得容易起来。
张晨真正出狱那一天，正是我官方宣布与张晨离婚的时候，他在监狱的门口没有等到我，却等到了据说是我的人。
那些人对他说，是我想送他走。我不知道他那时候有没有相信他们的话，但总归最后的结局是被送走了。
白先生的人将张晨送到了一家偏僻的疗养院，用的名义是精神失常。我派人去那家疗养院调查，拿回来伪造的诊疗记录。
翻开前我喝了一杯咖啡，看到了一半，合上了诊疗记录，冷静地摔碎了咖啡杯。
他们说张晨产生了幻想，幻想自己是集团的前任董事长，幻想他有很爱他的人。
他们说张晨是同性恋患者，病人的家属希望能够顺手治愈这一点。
他们说张晨的每一句话都不是真的，当他沉默的时候，他在思考着伤害别人。
他们像对待一个病人一样对待张晨，逼迫他吞咽过量的利培酮和奥氮平，将他关在宽敞明亮的房间里，叫他能看到外面的风景却不让他出去，张晨逃出去一次，却在离开后不久又被抓了回去……
我用冷水洗了一把脸，重新打开了病历本。
同性恋的治疗却不怎么顺利，即使一边循环播放GV一边进行催吐处理，张晨依旧表现得从容淡定，仿佛不受一点影响。
临时来的人员“迫不得已”地上了电击疗法，后来又“无奈停止”，直到有一天，张晨的“病情”突然加剧了。
我又向后翻了一页，发觉病历本里夹着一张照片，背面上写着“有助于治疗”，正面上却是我与李婉婷，她穿着婚纱我穿着礼服，我们凑得极近，乍一看，像是在亲吻彼此。
记录员用冷静的口吻写着：“病患对照片有较大的应激反应，但偶尔会有攻击性，建议……”
我的头久违地疼了起来，所有的碎片拼凑出了与我认定的并不相符的故事。我不愿意相信张晨过得那么惨过，我更愿意相信张晨在国外活得逍遥自在。
如果这个故事是真的……
即使这个故事是真的……
我知道我并没有做错什么，并不是我将张晨送出的国外，并不是我将他关押在疗养院，并不是我叫他从里面逃出来，并不是我派人去撞伤他，我接手了他的事业，我将他从国外接了回来，我为他准备了最好的物质条件，我在请医生来为他看病，我甚至对他若有若无的接近放任不管、近乎默认。
但我终究止不住自己的本能，没有理会诧异的下属，没有去管接下来密密麻麻的行程，直接去了地下的停车场，开了车向郊区行驶，路上遇到了红绿灯，我看着一群小学生，带着黄色的帽子蹦蹦跳跳地从我的面前走过。
我久违地怀念曾经。
小黄帽刚刚开始推广，一沓帽子从最前面穿到我们这边，我抓起了一顶帽子，盖在了张晨的头上，他的脸立刻变得很难看，我又抓了一顶帽子，盖在了自己的头上，将剩下的传到了后面。
“张晨，我戴这顶帽子好看么？”
“好看个鬼啊。”
“我戴估计不好看，你戴着挺好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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