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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弹回来，填平印记，它们不会再记得这把钥匙，我突然就理解了那些用纹身记录一些事情的人，他们的血肉不会记得，甚至连心也有忘了的那一天，只能通过往皮肤里注入针剂才暂时留得住那些想要留住的样子。

想到这里我哭得更凶了，我不会通过纹身来留住这把钥匙，或者留住我对杨照的记忆，因为，我怕疼。

那么我就什么都留不下了，真的太悲伤了！

悲伤是个很奇妙的东西，它让我越想越多，越想越长远，越想越离谱，越想越科幻，我甚至都想到了如果我老了，再遇到杨照会是怎样的情景，然而这还没完，我还想到了下辈子我遇到他的情景，我知道我想的太多了，但我根本停不下来。

想得多就哭得多，我发现这件事本身并没有给我带来那么多的悲伤，更多的悲伤都来源于我对这件事情后续的想象，所以我在出租车后座上让自己越哭越惨，司机师傅都看不下去了，他忍不住说：

“妹妹，你这是怎么了？有啥事儿过不去？”

他问我，我一抬头，才发现一件眼前更让我过不去的事儿，车费已经超过 40 块钱了，我赶紧带着哭腔说：

“大哥，在前面地铁站给我停一下吧，太贵了，我有点儿打不起了，呜呜呜。”

大哥说：“没问题，妹妹，你看你一会儿下车的时候能不能把你用过的面巾纸都给大哥带走？”

我哭着说：“行！”

上了地铁我还是哭，我知道这里人多，我哭起来特别不体面，可是眼泪根本止不住，它们不听我的，迫不及待的流出来，面巾纸已经被我用光了，眼泪就糊在我脸上，干了，只剩下盐，蛰得脸颊有微微的刺痛感。

地铁还没来，我坐在候车椅子上等，椅子是三个座位连在一起，全铁制的，坐时间长了还会有些凉屁股，我坐在中间的位置，地铁里的人不少，可我旁边的两个位置都没有坐，不知道是因为大家怕被淋到泪水还是怕被凉出痔疮，大家不坐我坐，我就这样一边哭一边坐。

这时候有个满身大汗的胖哥哥一屁股坐了过来，他坐过来不要紧，但是椅子塌了，我眼前是正在进站减速的地铁，一声巨响过后，突然就变成天花板了！

我的脑袋被重重地摔了一下，可是不知道为什么我并没有感觉到疼，我反而感觉很舒服，好像终于可以躺在家里的床上，地铁站里还有空调，这比家里的床上舒服，我可能是哭累了，眼皮有点儿下垂，我听见有人在叫我，大概是在关心我。

我说：“没事儿，让我躺一会儿，求你了。”

我听见人声嘈杂，有人叫嚷着什么快快快的，难道是让我快点儿起来吗？可我真的不想起来啊，我就这样躺一会儿不行吗？这个世界，还能不能让我躺一会儿了。

我快睡着的时候，有人在近距离叫我，她叫我“女士”，我不是很喜欢有人用我不喜欢的称呼来叫我起床，我很不情愿的睁开我依然在不断流泪的双眼，看见一只话筒在我面前，我心想：

完了，我要上电视了，这样杨照就会看到我了，凭什么在我没想让他看到我的时候他还是能看到我！

这样的赌气让我拼尽全力挣扎着站起来，我看到人们围成了一个圈，看到摄影机，看到许多个手机，还看到两名医护人员抬着担架向我跑过来。

我对着那个一直怼着我下巴的话筒说：“求你……能不能打个马赛克……”

然后，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

再清醒的时候是第二天中午，我醒了，我妈叫来大夫，大夫看看我，翻了翻我的眼睛，又比了比两根手指问我是几，我说完，大夫和我妈说：

“没事儿，之前做的各项检查也都正常，她就是太累了，缺觉。”

我妈问我：“你恶心吗？”

我说：“不恶心，饿。”

我妈说：“你想吃啥？”

我说：“我想吃串儿。”

我妈对大夫说：“她是真没事儿了，咱们能出院了吧。”

我妈起身去给我办出院手续，我从包里把手机拿了出来，5％的电量，全是杨照打来的电话和发来的微信，我还没有来得及一一看清楚，就没电了，很好，一想到杨照，我又有点儿想哭了，但是我这人有一个特点，就是不会为一件事儿哭两次，所以再想哭我也不会哭了，更何况我已经为这件事哭进急救中心和电视节目里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