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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那场全国运动的开展，群众很快发动起来了。人们开始联系本地的实际，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首先成为批判斗争的对象。群众开始检举他们的问题。
那一天，有个叫旺生的社员跑到大队部向王支书报告了一个最新动向：在多石村的砖墙上发现了一条反动标语！
这还了得！大队干部们一听到这个消息就觉得事情严重。这种事在当时算是严重的事件。王支书立刻前往社员旺生反映的地点查看。果不其然，在社员旺生指引下，王支书和另外二位大队干部在多石村路边的砖墙上看到了一行歪歪扭扭的字：“手举翻天印，地主要翻身，中农我不管，贫农要杀净”。仔细查看，这是用烧过的木柴黑炭写的，虽然字迹潦草，但认得字的人都能认出来。
这显然是条反动标语!王支书立即回到大队部，用摇把式电话向公社作了汇报。
公社不久就来了几个人，查勘现场，分析案情。先从本地五类分子查起，又从五类分子中有文化会写字的人中排查。公社来的干部与大队生产队的干部结合，只用了半天功夫，很快就确定了有两个人很可能就是书写反动标语的作案人。其中一个家住多石村生产队的地主分子刘泽堂，在旧社会当过国民党的军官，有文化，平时在生产队经常讲一些对政府不满的怪话，也不太服从生产队干部管理。
根据这个情况，干部们决定先审问刘泽堂。当多石村生产队的队长和大队治保主任在地里找到刘泽堂时，他装作什么事也没有的模样。
“主任、队长，找我啥事？”
“我最近天天在队里去工，哪儿也没去呢。”
治保主任瞧了刘泽堂一眼，脸绷得老长，命令式的：“别讲多话，跟我们上大队部去一趟！”
“有啥事嘛？莫耽误俺的工分了。”
“少哆嗦，去了你就知道了。”队长在一旁呵斥着。
于是，刘泽堂跟随王支书等人来到了大队部。公社来的两个干部正在大队部等着呢，见了刘泽堂不由分说，上前扭住他的胳膊，三下五除二来了个五花大绑。随即将刘泽堂带到公社去了。
公社来的干部带走刘泽堂时，我刚好在大队部想找份近日的报纸读，正赶上了这茬事。这个地主分子刘泽堂边走边嚷“我犯了什么法了？无故抓人，有没有王法？！”干部们也不理睬他的叫嚷，催促着快走。
刘泽堂押到公社后是否挨了打我们不知道，后来听说他承认了书写反动标语的事。他从公社放回来后在家趟了几天没去集体工，还请人挖了一些草药熬汤喝。
这次反动标语事件后来成了“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典型，每次开会干部都要拿来教育群众不要忘本，要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刘泽堂也成为每次批斗大会批斗的当然对象。
那时批斗五类分子，除了给他（她）们脖子上挂黑牌子，头上戴高帽子以外，还根据罪行轻重和态度情况采用“剃边头”、“跪瓷渣”等不同等级的惩罚。
所谓“剃边头”就是将人的头发剃掉左边一半，留右边一半，意在表明此人是右派。“跪瓷渣”就比较痛苦了，将打碎的瓷器渣铺在地上，让不老实的五类分子跪上去，直到老实交代为止。
作这些事不是上级要求的，也没有请示报告上级，只凭一些积极分子认为谁应该怎么惩罚就怎么惩罚。在场的干部一般也不公开阻止，有的还就是干部带的头。当时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只许五类分子老老实实，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这个时期，大队还是由党支部领导，群众参加批斗会记工分。开会比在地里干活舒服，群众都很积极参加。这样做的结果，虽然没有荒芜田土，但对生产还是带来一些不利影响。
运动越往后发展，对五类分子的批斗越是频繁，后来干脆把这些人称作“牛鬼蛇神”，有点像是当猴耍的味道，群众开始觉得厌烦。就这几个人，即使想要翻天，也有这个心没这个胆。何况当时他们都还老实，不能因为其中有一个写了一条标语，就认为所有五类分子都一样不老实。渐渐地，五类分子也就不是运动关注的主要对象。
运动的发展方向随着形势的变化有了新的改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改变导致了后来难以预料的混乱，而混乱对当时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中国人有什么影响呢？后来又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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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那场全国运动的开展，群众很快发动起来了。人们开始联系本地的实际，五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首先成为批判斗争的对象。群众开始检举他们的问题。
那一天，有个叫旺生的社员跑到大队部向王支书报告了一个最新动向：在多石村的砖墙上发现了一条反动标语！
这还了得！大队干部们一听到这个消息就觉得事情严重。这种事在当时算是严重的事件。王支书立刻前往社员旺生反映的地点查看。果不其然，在社员旺生指引下，王支书和另外二位大队干部在多石村路边的砖墙上看到了一行歪歪扭扭的字：“手举翻天印，地主要翻身，中农我不管，贫农要杀净”。仔细查看，这是用烧过的木柴黑炭写的，虽然字迹潦草，但认得字的人都能认出来。
这显然是条反动标语!王支书立即回到大队部，用摇把式电话向公社作了汇报。
公社不久就来了几个人，查勘现场，分析案情。先从本地五类分子查起，又从五类分子中有文化会写字的人中排查。公社来的干部与大队生产队的干部结合，只用了半天功夫，很快就确定了有两个人很可能就是书写反动标语的作案人。其中一个家住多石村生产队的地主分子刘泽堂，在旧社会当过国民党的军官，有文化，平时在生产队经常讲一些对政府不满的怪话，也不太服从生产队干部管理。
根据这个情况，干部们决定先审问刘泽堂。当多石村生产队的队长和大队治保主任在地里找到刘泽堂时，他装作什么事也没有的模样。
“主任、队长，找我啥事？”
“我最近天天在队里去工，哪儿也没去呢。”
治保主任瞧了刘泽堂一眼，脸绷得老长，命令式的：“别讲多话，跟我们上大队部去一趟！”
“有啥事嘛？莫耽误俺的工分了。”
“少哆嗦，去了你就知道了。”队长在一旁呵斥着。
于是，刘泽堂跟随王支书等人来到了大队部。公社来的两个干部正在大队部等着呢，见了刘泽堂不由分说，上前扭住他的胳膊，三下五除二来了个五花大绑。随即将刘泽堂带到公社去了。
公社来的干部带走刘泽堂时，我刚好在大队部想找份近日的报纸读，正赶上了这茬事。这个地主分子刘泽堂边走边嚷“我犯了什么法了？无故抓人，有没有王法？！”干部们也不理睬他的叫嚷，催促着快走。
刘泽堂押到公社后是否挨了打我们不知道，后来听说他承认了书写反动标语的事。他从公社放回来后在家趟了几天没去集体工，还请人挖了一些草药熬汤喝。
这次反动标语事件后来成了“阶级斗争新动向”的典型，每次开会干部都要拿来教育群众不要忘本，要注意阶级斗争的新动向。刘泽堂也成为每次批斗大会批斗的当然对象。
那时批斗五类分子，除了给他（她）们脖子上挂黑牌子，头上戴高帽子以外，还根据罪行轻重和态度情况采用“剃边头”、“跪瓷渣”等不同等级的惩罚。
所谓“剃边头”就是将人的头发剃掉左边一半，留右边一半，意在表明此人是右派。“跪瓷渣”就比较痛苦了，将打碎的瓷器渣铺在地上，让不老实的五类分子跪上去，直到老实交代为止。
作这些事不是上级要求的，也没有请示报告上级，只凭一些积极分子认为谁应该怎么惩罚就怎么惩罚。在场的干部一般也不公开阻止，有的还就是干部带的头。当时有一句话是这样说的：“只许五类分子老老实实，不许他们乱说乱动”。
这个时期，大队还是由党支部领导，群众参加批斗会记工分。开会比在地里干活舒服，群众都很积极参加。这样做的结果，虽然没有荒芜田土，但对生产还是带来一些不利影响。
运动越往后发展，对五类分子的批斗越是频繁，后来干脆把这些人称作“牛鬼蛇神”，有点像是当猴耍的味道，群众开始觉得厌烦。就这几个人，即使想要翻天，也有这个心没这个胆。何况当时他们都还老实，不能因为其中有一个写了一条标语，就认为所有五类分子都一样不老实。渐渐地，五类分子也就不是运动关注的主要对象。
运动的发展方向随着形势的变化有了新的改变。值得注意的是，这种改变导致了后来难以预料的混乱，而混乱对当时每一个身在其中的中国人有什么影响呢？后来又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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