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十二回 平地风雷：大字报上揭问题（2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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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在家乡的运动先是从批判三家村开始，发展到批斗五类份子，后发展到揭露“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文章对当时的全国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巨大的作用。运动的目标很快转到批“走资派”身上。群众开始用帖大字报的形式，把自己曾经看到的、听到的干部的缺点错误揭露出来，并且将这些缺点错误与当时的阶级斗争相联系，与走资本主义道路划等号。

开始的时候，群众揭发问题，干部该工作还照样工作，只是开会时向群众作检讨。后来，有点文化的社员不满足于贴大字报了，开始组织批判会，将走资派“请”上台作检查。至于检查深刻不深刻，这时已经不由走资派说了算，而是由群众说了算。

群众揭露出来的问题多种多样：有干部搞特殊化的问题；有占集体便宜，贪污挪用集体资财的问题；有打骂群众以及男女作风等问题。群众贴出来的大字报都说得有鼻子有眼，看起来都是真的。

在批判会上，对群众揭露的问题，有的干部认为与实事有出入，有的属于群众捕风捉影的，所牵涉到的干部就开始反驳。对于这样的干部就在走资派的头衔前加上“死不悔改”几个字。

我所在的大队有一个治保主任，以前在大队修建畜牧场时，将集体的木料拿回家自己修房子，被群众贴大字报揭发。在批判会上，有目击者指证。这个治保主任也承认确有其事，但他在群众批判大会上作检讨时，当着群众就是不讲这个“偷”字。这种固执的态度使在场的群众很不满意。明明是偷了集体的木料，为什么就是不承认偷？于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黑牌子也就戴在了他的脖子上。

类似以上的情况还有不少，大多数干部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被揭发。但多数都能接受群众批判。群众出于平时与干部的交情，一般都不会太为难这些干部。

干部在过去的工作中因为各种原因，得罪了一些群众，尤其是有些平时不太服从管理的“头子社员”，这个时候表现很活跃，对以前整过他们的干部不依不饶，想利用这场运动报复。遇到这种情况，群众并不支持。

有一个社员曾经因为自家的鸡鸭糟蹋了集体的庄稼，被大队王支书批评过，并被大队派出的巡视员打死过两只鸡，当时他要求大队给予赔偿，没有得到王支书的同意。因此对王支书怀恨在心。在批判会上，当王支书上台检讨时，主持会的人让王支书坐下讲话，这个社员在台下大喊“不准坐下！”这时，台下的大多数人也大喊“同意坐下！”。这说明大多数群众还是通情达理的。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干部的所作所为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有些事情群众不讲出来最终也会暴露出来。发生在我们家的一件事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我家的房子，在大跃进年代修水库时动迁过，后来政府来了一笔补偿款，一共是292元，但我家只收到92元钱。当时大队会计告诉我妈，政府只给了这么多。那时我们还小，我妈又不识字，无法核实。后来，我大哥当了大队干部，从陈年旧帐中发现了政府下拨款的凭单，这事才水落石出。此时，那个大队会计已经被开除，政府给我家的补偿费也打了水漂。有些干部的确是黑心肠，像我们当时这样的困难户都敢下手。

运动开始前，即使在农村生产大队都存在着干部贪污腐化等问题，这在当时全国范围类似的情况也少不了。干部接受群众的批判理所当然。然而，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的继续发展，却是发动者当初没有预料到的，它后来背离了原来的设计，走上了难以驾驭的方向，也给身在其中的广大人民以及整个国家和民族带来了巨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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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所在家乡的运动先是从批判三家村开始，发展到批斗五类份子，后发展到揭露“走资派（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我的一张大字报”的文章对当时的全国运动起到了推波助澜的巨大的作用。运动的目标很快转到批“走资派”身上。群众开始用帖大字报的形式，把自己曾经看到的、听到的干部的缺点错误揭露出来，并且将这些缺点错误与当时的阶级斗争相联系，与走资本主义道路划等号。

开始的时候，群众揭发问题，干部该工作还照样工作，只是开会时向群众作检讨。后来，有点文化的社员不满足于贴大字报了，开始组织批判会，将走资派“请”上台作检查。至于检查深刻不深刻，这时已经不由走资派说了算，而是由群众说了算。

群众揭露出来的问题多种多样：有干部搞特殊化的问题；有占集体便宜，贪污挪用集体资财的问题；有打骂群众以及男女作风等问题。群众贴出来的大字报都说得有鼻子有眼，看起来都是真的。

在批判会上，对群众揭露的问题，有的干部认为与实事有出入，有的属于群众捕风捉影的，所牵涉到的干部就开始反驳。对于这样的干部就在走资派的头衔前加上“死不悔改”几个字。

我所在的大队有一个治保主任，以前在大队修建畜牧场时，将集体的木料拿回家自己修房子，被群众贴大字报揭发。在批判会上，有目击者指证。这个治保主任也承认确有其事，但他在群众批判大会上作检讨时，当着群众就是不讲这个“偷”字。这种固执的态度使在场的群众很不满意。明明是偷了集体的木料，为什么就是不承认偷？于是，“死不悔改的走资派”的黑牌子也就戴在了他的脖子上。

类似以上的情况还有不少，大多数干部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和错误被揭发。但多数都能接受群众批判。群众出于平时与干部的交情，一般都不会太为难这些干部。

干部在过去的工作中因为各种原因，得罪了一些群众，尤其是有些平时不太服从管理的“头子社员”，这个时候表现很活跃，对以前整过他们的干部不依不饶，想利用这场运动报复。遇到这种情况，群众并不支持。

有一个社员曾经因为自家的鸡鸭糟蹋了集体的庄稼，被大队王支书批评过，并被大队派出的巡视员打死过两只鸡，当时他要求大队给予赔偿，没有得到王支书的同意。因此对王支书怀恨在心。在批判会上，当王支书上台检讨时，主持会的人让王支书坐下讲话，这个社员在台下大喊“不准坐下！”这时，台下的大多数人也大喊“同意坐下！”。这说明大多数群众还是通情达理的。

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干部的所作所为群众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有些事情群众不讲出来最终也会暴露出来。发生在我们家的一件事就说明了这个问题。

我家的房子，在大跃进年代修水库时动迁过，后来政府来了一笔补偿款，一共是292元，但我家只收到92元钱。当时大队会计告诉我妈，政府只给了这么多。那时我们还小，我妈又不识字，无法核实。后来，我大哥当了大队干部，从陈年旧帐中发现了政府下拨款的凭单，这事才水落石出。此时，那个大队会计已经被开除，政府给我家的补偿费也打了水漂。有些干部的确是黑心肠，像我们当时这样的困难户都敢下手。

运动开始前，即使在农村生产大队都存在着干部贪污腐化等问题，这在当时全国范围类似的情况也少不了。干部接受群众的批判理所当然。然而，这场史无前例的运动的继续发展，却是发动者当初没有预料到的，它后来背离了原来的设计，走上了难以驾驭的方向，也给身在其中的广大人民以及整个国家和民族带来了巨大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