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人生转折――“大鸣大放大辩论”（3）（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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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快步进入教室，没料到事情发展得这么快。教室里那种埋头钻研习题，高声朗读课文的场面不见了。团支书和宣委正在墙上钉一张登记表：“比一比，谁写的大字报最多”。他们俩人已各写了一张。同桌的小东正在写一篇题为“学校不关心同学的健康”大字报，看到我竟说“这个题目是我想出来的，你可不能再写了。”我有点着急，一向充满优越感的我顿时产生出一种落伍了的感觉，好象在赛跑场上被人摔得远远的。可要怎么写，写什么,自己还没有想过。

我决定先看看同学的大字报，就赶紧朝校长办公室跑去。那里大字报贴了整整一堵墙，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只留着中间的那个窗户。花花绿绿，每一张的标题都用彩色颜料画过，有的还加上花边，配上简单的画，十分引人注目。内容有提到“农村统购统销是变相剥削”，“××干部作风不正”，以及关于党的其它政策及社会主义制度等问题。

当时我没能看出这是学校组织一些人特意出版的，是“诱蛇出洞”的第一步。我认为“作业”既然布置下来，就不能不做。我一向听老师的话，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嘛！我把校长看成是党的化身，象小时候相信上帝那样崇拜他。我又秉性忠诚老实，从不怀疑组织上叫我干的事。班主任已正式通知停课三天，让大家专心写大字报，开展“大鸣大放”。一些同学也手握钢笔在凝神思考，象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那么认真。

我决心在这次运动中干出点成绩来，不辜负团委书记的期望。回到座位便开始苦思冥想，很快草就一篇。我反复从文章的主题，编章结构，语言修辞等方面一一修改，认为可以了，才放心地领回纸张。可是写了几行，觉得自己的毛笔字太糟，正在为难，一位同学走过来说：“我帮你抄吧！我想不出有什么好写的。真是，团宣委还说谁不写大字报，就是对运动有抵触。你就让我沾个边也好。”他一边替我抄写，一边仍在发噜嗦：“毕业班功课都忙不过来，还叫大家去写这些。”有他的帮忙，我的速度可就加快了。不久又想出了几篇。

那天下午放学的时候，我的几张大字报全贴出来了，其中有一篇还是用相声形式写的。已有不少人在观看我的大字报，我心里怪痒痒的，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章得到公开发表，并获得如此多读者，竟忘乎所以，仿佛已成为学校中的新闻人物，容不得我退下来。当时我只想到会因此得到表扬，压根没考虑还要承担什么后果。正如写作文，只盼得高分，那里会因为交作业而受罚的。我天真地认为，不正是校长叫大家要这样写吗？不写还不行呢！

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学生们的狂热成了脱疆的野马。谁也没有料到前头还有陷阱在等着。写大字报一时成为主课，成为一种大出风头的竞赛。大字报越写越长，越写越大胆。有的人开始“抛卫星”、“搞尖端”，象“推翻###”，“×××拿软刀子杀人”，“不要沦为苏联的殖民地”，这样的大字报也出来了。看了直叫人心惊肉颤，毛骨悚然。

有一天有人对我说：“高三甲班许锦良贴了一张‘告同学书’的大字报，公然号召同学起来反对党的领导，揭穿‘反右’斗争的阴谋，实行知识分子专政。这不成了反革命吗？”当时我还平静而老练地对他解释：“社会上的反革命是偷偷摸摸的，他们散布反革命言论的目的在夺取我们的政权。同学们的‘鸣放’是公开的，是响应学校的号召，就象是在导演的排练下登台表演特务一样，即使说得反动透顶，你也不能认为他就是反革命。”他摇摇头，好象不便再说些什么就走开了。

那时有些人是想不通的，特别是那些平日只埋头读书很少参加活动的同学。学生中一贯红彤彤的党员，团干部一时也变得无能为力，而几个无所顾忌的大字报作者成了誉满全校的英雄。我虽不是十分突出的中心人物，从大字报的数量看，登记表上已是三个正字再一横。班主任曾轻轻地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你写的大字报可不少呀！”我心里还以为班主任在表扬我呢！殊不知这也许是个好心的提醒或善意的警告。

记不清后来风向是怎样转的。大约过了一星期，大字报明显少下去，除个别人偶而还在传达室门前贴出一两张，大部分同学已不再关心大字报的事，那些在功课上忙不过来的，早已回到书本上去。我也不再写了，心里却在等待受表扬的一天。

班上团支部组委和宣委好象忙碌起来，他们的行动有点诡秘，经常在自习和课外活动时间离开教室，不知上哪儿去，有时一整天没回来。几个风靡一时的大字报作者被人偷偷议论着。有人开始用奇异的眼神看我，甚至想躲开我。但是我不以为然，我没有做错什么，我写大字报，纯粹是在执行学校布置的任务。除非听到校长公开表态，“当初动员学生鸣放是错误的。”我绝不怀疑学校还有别的用意，不相信会因为写大字报而受到惩罚，不相信学校也会坑人。（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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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快步进入教室，没料到事情发展得这么快。教室里那种埋头钻研习题，高声朗读课文的场面不见了。团支书和宣委正在墙上钉一张登记表：“比一比，谁写的大字报最多”。他们俩人已各写了一张。同桌的小东正在写一篇题为“学校不关心同学的健康”大字报，看到我竟说“这个题目是我想出来的，你可不能再写了。”我有点着急，一向充满优越感的我顿时产生出一种落伍了的感觉，好象在赛跑场上被人摔得远远的。可要怎么写，写什么,自己还没有想过。

我决定先看看同学的大字报，就赶紧朝校长办公室跑去。那里大字报贴了整整一堵墙，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只留着中间的那个窗户。花花绿绿，每一张的标题都用彩色颜料画过，有的还加上花边，配上简单的画，十分引人注目。内容有提到“农村统购统销是变相剥削”，“××干部作风不正”，以及关于党的其它政策及社会主义制度等问题。

当时我没能看出这是学校组织一些人特意出版的，是“诱蛇出洞”的第一步。我认为“作业”既然布置下来，就不能不做。我一向听老师的话，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嘛！我把校长看成是党的化身，象小时候相信上帝那样崇拜他。我又秉性忠诚老实，从不怀疑组织上叫我干的事。班主任已正式通知停课三天，让大家专心写大字报，开展“大鸣大放”。一些同学也手握钢笔在凝神思考，象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那么认真。

我决心在这次运动中干出点成绩来，不辜负团委书记的期望。回到座位便开始苦思冥想，很快草就一篇。我反复从文章的主题，编章结构，语言修辞等方面一一修改，认为可以了，才放心地领回纸张。可是写了几行，觉得自己的毛笔字太糟，正在为难，一位同学走过来说：“我帮你抄吧！我想不出有什么好写的。真是，团宣委还说谁不写大字报，就是对运动有抵触。你就让我沾个边也好。”他一边替我抄写，一边仍在发噜嗦：“毕业班功课都忙不过来，还叫大家去写这些。”有他的帮忙，我的速度可就加快了。不久又想出了几篇。

那天下午放学的时候，我的几张大字报全贴出来了，其中有一篇还是用相声形式写的。已有不少人在观看我的大字报，我心里怪痒痒的，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章得到公开发表，并获得如此多读者，竟忘乎所以，仿佛已成为学校中的新闻人物，容不得我退下来。当时我只想到会因此得到表扬，压根没考虑还要承担什么后果。正如写作文，只盼得高分，那里会因为交作业而受罚的。我天真地认为，不正是校长叫大家要这样写吗？不写还不行呢！

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学生们的狂热成了脱疆的野马。谁也没有料到前头还有陷阱在等着。写大字报一时成为主课，成为一种大出风头的竞赛。大字报越写越长，越写越大胆。有的人开始“抛卫星”、“搞尖端”，象“推翻###”，“×××拿软刀子杀人”，“不要沦为苏联的殖民地”，这样的大字报也出来了。看了直叫人心惊肉颤，毛骨悚然。

有一天有人对我说：“高三甲班许锦良贴了一张‘告同学书’的大字报，公然号召同学起来反对党的领导，揭穿‘反右’斗争的阴谋，实行知识分子专政。这不成了反革命吗？”当时我还平静而老练地对他解释：“社会上的反革命是偷偷摸摸的，他们散布反革命言论的目的在夺取我们的政权。同学们的‘鸣放’是公开的，是响应学校的号召，就象是在导演的排练下登台表演特务一样，即使说得反动透顶，你也不能认为他就是反革命。”他摇摇头，好象不便再说些什么就走开了。

那时有些人是想不通的，特别是那些平日只埋头读书很少参加活动的同学。学生中一贯红彤彤的党员，团干部一时也变得无能为力，而几个无所顾忌的大字报作者成了誉满全校的英雄。我虽不是十分突出的中心人物，从大字报的数量看，登记表上已是三个正字再一横。班主任曾轻轻地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你写的大字报可不少呀！”我心里还以为班主任在表扬我呢！殊不知这也许是个好心的提醒或善意的警告。

记不清后来风向是怎样转的。大约过了一星期，大字报明显少下去，除个别人偶而还在传达室门前贴出一两张，大部分同学已不再关心大字报的事，那些在功课上忙不过来的，早已回到书本上去。我也不再写了，心里却在等待受表扬的一天。

班上团支部组委和宣委好象忙碌起来，他们的行动有点诡秘，经常在自习和课外活动时间离开教室，不知上哪儿去，有时一整天没回来。几个风靡一时的大字报作者被人偷偷议论着。有人开始用奇异的眼神看我，甚至想躲开我。但是我不以为然，我没有做错什么，我写大字报，纯粹是在执行学校布置的任务。除非听到校长公开表态，“当初动员学生鸣放是错误的。”我绝不怀疑学校还有别的用意，不相信会因为写大字报而受到惩罚，不相信学校也会坑人。（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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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快步进入教室，没料到事情发展得这么快。教室里那种埋头钻研习题，高声朗读课文的场面不见了。团支书和宣委正在墙上钉一张登记表：“比一比，谁写的大字报最多”。他们俩人已各写了一张。同桌的小东正在写一篇题为“学校不关心同学的健康”大字报，看到我竟说“这个题目是我想出来的，你可不能再写了。”我有点着急，一向充满优越感的我顿时产生出一种落伍了的感觉，好象在赛跑场上被人摔得远远的。可要怎么写，写什么,自己还没有想过。

我决定先看看同学的大字报，就赶紧朝校长办公室跑去。那里大字报贴了整整一堵墙，从上到下，从左到右，只留着中间的那个窗户。花花绿绿，每一张的标题都用彩色颜料画过，有的还加上花边，配上简单的画，十分引人注目。内容有提到“农村统购统销是变相剥削”，“××干部作风不正”，以及关于党的其它政策及社会主义制度等问题。

当时我没能看出这是学校组织一些人特意出版的，是“诱蛇出洞”的第一步。我认为“作业”既然布置下来，就不能不做。我一向听老师的话，听党的话，“党叫干啥就干啥”嘛！我把校长看成是党的化身，象小时候相信上帝那样崇拜他。我又秉性忠诚老实，从不怀疑组织上叫我干的事。班主任已正式通知停课三天，让大家专心写大字报，开展“大鸣大放”。一些同学也手握钢笔在凝神思考，象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那么认真。

我决心在这次运动中干出点成绩来，不辜负团委书记的期望。回到座位便开始苦思冥想，很快草就一篇。我反复从文章的主题，编章结构，语言修辞等方面一一修改，认为可以了，才放心地领回纸张。可是写了几行，觉得自己的毛笔字太糟，正在为难，一位同学走过来说：“我帮你抄吧！我想不出有什么好写的。真是，团宣委还说谁不写大字报，就是对运动有抵触。你就让我沾个边也好。”他一边替我抄写，一边仍在发噜嗦：“毕业班功课都忙不过来，还叫大家去写这些。”有他的帮忙，我的速度可就加快了。不久又想出了几篇。

那天下午放学的时候，我的几张大字报全贴出来了，其中有一篇还是用相声形式写的。已有不少人在观看我的大字报，我心里怪痒痒的，第一次看到自己的文章得到公开发表，并获得如此多读者，竟忘乎所以，仿佛已成为学校中的新闻人物，容不得我退下来。当时我只想到会因此得到表扬，压根没考虑还要承担什么后果。正如写作文，只盼得高分，那里会因为交作业而受罚的。我天真地认为，不正是校长叫大家要这样写吗？不写还不行呢！

随着运动的深入开展，学生们的狂热成了脱疆的野马。谁也没有料到前头还有陷阱在等着。写大字报一时成为主课，成为一种大出风头的竞赛。大字报越写越长，越写越大胆。有的人开始“抛卫星”、“搞尖端”，象“推翻###”，“×××拿软刀子杀人”，“不要沦为苏联的殖民地”，这样的大字报也出来了。看了直叫人心惊肉颤，毛骨悚然。

有一天有人对我说：“高三甲班许锦良贴了一张‘告同学书’的大字报，公然号召同学起来反对党的领导，揭穿‘反右’斗争的阴谋，实行知识分子专政。这不成了反革命吗？”当时我还平静而老练地对他解释：“社会上的反革命是偷偷摸摸的，他们散布反革命言论的目的在夺取我们的政权。同学们的‘鸣放’是公开的，是响应学校的号召，就象是在导演的排练下登台表演特务一样，即使说得反动透顶，你也不能认为他就是反革命。”他摇摇头，好象不便再说些什么就走开了。

那时有些人是想不通的，特别是那些平日只埋头读书很少参加活动的同学。学生中一贯红彤彤的党员，团干部一时也变得无能为力，而几个无所顾忌的大字报作者成了誉满全校的英雄。我虽不是十分突出的中心人物，从大字报的数量看，登记表上已是三个正字再一横。班主任曾轻轻地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说：“你写的大字报可不少呀！”我心里还以为班主任在表扬我呢！殊不知这也许是个好心的提醒或善意的警告。

记不清后来风向是怎样转的。大约过了一星期，大字报明显少下去，除个别人偶而还在传达室门前贴出一两张，大部分同学已不再关心大字报的事，那些在功课上忙不过来的，早已回到书本上去。我也不再写了，心里却在等待受表扬的一天。

班上团支部组委和宣委好象忙碌起来，他们的行动有点诡秘，经常在自习和课外活动时间离开教室，不知上哪儿去，有时一整天没回来。几个风靡一时的大字报作者被人偷偷议论着。有人开始用奇异的眼神看我，甚至想躲开我。但是我不以为然，我没有做错什么，我写大字报，纯粹是在执行学校布置的任务。除非听到校长公开表态，“当初动员学生鸣放是错误的。”我绝不怀疑学校还有别的用意，不相信会因为写大字报而受到惩罚，不相信学校也会坑人。（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