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曲折人生――走出坎坷（2）（1 /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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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间学校我只呆了一个学期。1979年3月，我又被调到一间完全中学任教，这次不是我个人的请求，是工作上的需要。那里的一位英语教师出国去了，需要一位能教高中英语的教师。我好歹受过培训，无中推有。我只好加倍努力，拼命来做这超出我能力的工作。想不到“福兮祸所倚”，在这里我再一次遭遇挫折。

由于“文革”的耽搁，国家工作人员的工资已多年未调。所以每逢发薪日，本该高兴的事，对我却象是遇到忌日无异，心里酸溜溜的，不是滋味。拿在手中的那可怜的四、五张钞票，不用数就知道是多少。报酬与工作量极不相称，加上市场上物价飞涨，那几个钱的价值，已“今非昔比”。如何养活一家人，又摆在眼前。可要是有人问我：“一个月多少工资？”，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四二五”（四十二元五），好象一点不嫌少。其实喜欢打听别人工资的人，多半是带有瞧不起人的势利眼，对他们可不用装穷。即使他们表示了同情，也不能当真。

好容易盼来一个消息：1979年10月起将再次“调资”。于是教师们喜形于色，大家碰到一块，谈论的中心就是“调资”。前两年曾有过两次“调资”，但范围小，受调人员有限，基本上是有职位的人“承包”了。这一次是百分四十的比例，难怪大家都在跷首以待。

直盼到1980年4月，“调资”工作才正式开始。当时学校里在有资格参加“调资”的教师中，按比例可评上十四个名额。我觉得自己教了二十年书，那时又担任着高中毕业班的功课，在“第一线”工作，不久前，还被评为县优秀班主任，承担过一次全公社的公开教学，算得上是教学骨干了吧！论“贡献”应该不比别人差。本人工资又如此之低，还不如一个刚毕业的大专生待遇。对照条件，我以为这次评上没问题，心里甜滋滋地等待着。

教师们各有各的打算，都在算计着这十四个名额的分配，谁也不肯承认别人比自己强。人人都想得到，连那些平日不干工作的人，在钱的面前也都干劲十足。他们深知自己的不足，便从“手段”、“策略”方面下工夫。几个人聚在一块喝茶聊天，互相吹捧，建立“统一战线”。他们的脚步明显勤快起来，“串门”的次数多了，找领导“谈心”的时间长了。他们的脸上出现了笑容，可见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而我却一头扎在工作里，因为毕业班有好多事要做，我的时间全花在学生身上。那时我每星期要跑许多路，到每个学生家里去访问，做毕业前的思想工作，无暇顾及到“调资”的事，我以为学校领导自会替我考虑，就象我全心全意为学生着想，替他们负责一样。

开始比“贡献”的时候，每个人在会上都大言不惭地宣扬自己，把鸡毛蒜皮的事加于扩大升华，便成为了不起的“贡献”。有的从“盘古开天地”讲起，连参加少先队也是一段光荣史。这一来，一个晚上只能二、三人发言，为此连续开了几个夜晚的会，每晚都到十二点多才收场。搞得大家无精打彩，哪有心思去考虑教学。我不想浪费自己和别人的时间，只是简单讲了一些工作情况，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我好象还在表现一种谦虚。殊不知，领导让你说，你不说，跟领导不叫你说，你偏说，一样是个傻。

后来分组讨论，以唱票方式提出“调资”侯选人名单。结果那些串通好的人提出的人选，彼此十分相似，都是圈子里的人，即使那人工作糟透，也毫不脸红把他推出，根本不是对照条件，择优评选。我大吃一惊，校长竟然相信所谓“多数”，看来他根本没有深入了解每位老师的实际工作表现，只图省事，或者他另有难言之处。我发觉自己又书生气十足，过分相信上级的所谓“调资”政策，以为别人也象自己那样能公正待人。本来我这人不会抽烟喝酒，不善跟大伙一起玩乐，别人都视我为一个“孤僻”的人，在同事中没有几个“知己”，没有“基本群众”，以这样的人际关系，我的票数还能多吗？看来“落选”是必然的结果。（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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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间学校我只呆了一个学期。1979年3月，我又被调到一间完全中学任教，这次不是我个人的请求，是工作上的需要。那里的一位英语教师出国去了，需要一位能教高中英语的教师。我好歹受过培训，无中推有。我只好加倍努力，拼命来做这超出我能力的工作。想不到“福兮祸所倚”，在这里我再一次遭遇挫折。

由于“文革”的耽搁，国家工作人员的工资已多年未调。所以每逢发薪日，本该高兴的事，对我却象是遇到忌日无异，心里酸溜溜的，不是滋味。拿在手中的那可怜的四、五张钞票，不用数就知道是多少。报酬与工作量极不相称，加上市场上物价飞涨，那几个钱的价值，已“今非昔比”。如何养活一家人，又摆在眼前。可要是有人问我：“一个月多少工资？”，我会毫不迟疑地回答：“四二五”（四十二元五），好象一点不嫌少。其实喜欢打听别人工资的人，多半是带有瞧不起人的势利眼，对他们可不用装穷。即使他们表示了同情，也不能当真。

好容易盼来一个消息：1979年10月起将再次“调资”。于是教师们喜形于色，大家碰到一块，谈论的中心就是“调资”。前两年曾有过两次“调资”，但范围小，受调人员有限，基本上是有职位的人“承包”了。这一次是百分四十的比例，难怪大家都在跷首以待。

直盼到1980年4月，“调资”工作才正式开始。当时学校里在有资格参加“调资”的教师中，按比例可评上十四个名额。我觉得自己教了二十年书，那时又担任着高中毕业班的功课，在“第一线”工作，不久前，还被评为县优秀班主任，承担过一次全公社的公开教学，算得上是教学骨干了吧！论“贡献”应该不比别人差。本人工资又如此之低，还不如一个刚毕业的大专生待遇。对照条件，我以为这次评上没问题，心里甜滋滋地等待着。

教师们各有各的打算，都在算计着这十四个名额的分配，谁也不肯承认别人比自己强。人人都想得到，连那些平日不干工作的人，在钱的面前也都干劲十足。他们深知自己的不足，便从“手段”、“策略”方面下工夫。几个人聚在一块喝茶聊天，互相吹捧，建立“统一战线”。他们的脚步明显勤快起来，“串门”的次数多了，找领导“谈心”的时间长了。他们的脸上出现了笑容，可见一切都进行得十分顺利。而我却一头扎在工作里，因为毕业班有好多事要做，我的时间全花在学生身上。那时我每星期要跑许多路，到每个学生家里去访问，做毕业前的思想工作，无暇顾及到“调资”的事，我以为学校领导自会替我考虑，就象我全心全意为学生着想，替他们负责一样。

开始比“贡献”的时候，每个人在会上都大言不惭地宣扬自己，把鸡毛蒜皮的事加于扩大升华，便成为了不起的“贡献”。有的从“盘古开天地”讲起，连参加少先队也是一段光荣史。这一来，一个晚上只能二、三人发言，为此连续开了几个夜晚的会，每晚都到十二点多才收场。搞得大家无精打彩，哪有心思去考虑教学。我不想浪费自己和别人的时间，只是简单讲了一些工作情况，都是大家有目共睹的。我好象还在表现一种谦虚。殊不知，领导让你说，你不说，跟领导不叫你说，你偏说，一样是个傻。

后来分组讨论，以唱票方式提出“调资”侯选人名单。结果那些串通好的人提出的人选，彼此十分相似，都是圈子里的人，即使那人工作糟透，也毫不脸红把他推出，根本不是对照条件，择优评选。我大吃一惊，校长竟然相信所谓“多数”，看来他根本没有深入了解每位老师的实际工作表现，只图省事，或者他另有难言之处。我发觉自己又书生气十足，过分相信上级的所谓“调资”政策，以为别人也象自己那样能公正待人。本来我这人不会抽烟喝酒，不善跟大伙一起玩乐，别人都视我为一个“孤僻”的人，在同事中没有几个“知己”，没有“基本群众”，以这样的人际关系，我的票数还能多吗？看来“落选”是必然的结果。（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