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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有记忆之后，我就在孤儿院了。
这个孤儿院在收容孩子的时候会笼统的进行一个分类，大致就是正常孩子和残障孩子分开。
一来是为了方便孤儿院管理。
二来也是因为一般的家庭都更愿意收养正常的孩子，这些孩子往往需要一个相对接近外界的环境，接受良好正常的教育。
那时候四、五岁的我，因为寡言少语被误认为智力缺陷，分错了班。
这种事并不稀奇。本来就很笼统，不会有人专门为了一个孤儿去进行智力测试，用护工老师的话说：这就是命。
也从那时候开始，
我察觉到了自己与周围人的不同。
内心里溢出的孤独感，让我把自己完全封闭了起来。
直到一年后的夏天，何希跟季娜进了收容所。
再孤独的人一旦找到同类，就是群居动物。
还记得第一次见她们，季娜怯生生地躲在何希的身后：“请、请问，你旁边有人么？”
我不爱说话，只淡淡摇了摇头。
从此以后，我们三个就一直坐在了一起。
季娜虽然智力上没有缺陷，但是她是先天性的唇腭裂，也就是人们通常说的兔唇。所以才进了残障班。
何希大概和我一样，是因为性子冷淡，不爱讲话，所以被误分了过来。
自从她们来到我的身边，一切都似乎开始变得好起来。
社会上有越来越多的声音呼吁公益。
院里也慢慢会安排一些义工老师过来教我们残障班的孩子读书认字。
虽然不听话的时候，护工阿姨也会打我们，会骂我们。但是，都不是什么糟糕透顶的回忆。
除了心里某个角落因为家庭破碎、无法派遣的孤独感，其他一切都好。
就这样，半哭半笑的活到十三岁。
我十三岁那年，资助这家孤儿院的企业总裁，正好和美国一家文化公司搞合作。
一大群西装笔挺的人洋洋洒洒来孤儿院参观的时候。
美国那家公司的老总当场就应声，为了表达对双方合作的诚意，和对这位企业总裁不忘慈善、宅心仁厚的敬意。自己愿意出资资助孤儿院的三位孩子赴美留学，一切费用由他承担。
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我、何希、季娜三个人已经被打包送到飞机上了。
所有人都道，这是天大的幸运。
但是，这份幸运没有征求我们的意见。我们也没有拒绝的权利。
送我们去学校的那个美国男人，用一口坳嘴的中文，给了我们新的名字，新的衣服，也给我们一个新的名词。
叫作自卑。
学校里的那帮蓝眼睛白人说什么，我们听不懂。
可眼底的鄙视厌恶，却昭然若揭。
夸张到，去食堂点一份午餐，次日，那个餐口就再也不会有人去排队了。
我们被食堂的那只肥油老板给踢了出来，指着大门，用全校都听得见的分贝对我们喊：“NO，NO，NO......”
第一年，刚入学的第一个月末，我们三个被一群街头男生拖到了酒吧后的小巷子里。
何希不服扑过去，却跟鸡崽似得给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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